2013年5月23日 星期四

同性戀與學術調查(一):楔子/樑子


長期以來台灣的同性戀對大型社會調查(或所謂以學術之名,特以量化方式呈現同性戀行為、態度的研究)特別敏感(感冒),且已有內化成下意識排拒的心理。

這種排拒心理有其運動歷史與方法論缺陷的背景。

台灣量化學術研究對同志人權最激烈、也最指標性的侵犯,始於1995年「涂醒哲事件」。1995325日,時任台大公衛所教授的涂醒哲(後曾任衛生署長、有給職國策顧問臺灣紅絲帶基金會董事長),在接受衛生署委託的同性戀者流行病學研究報告裡,以幾近「學術強暴」的方式(抗議人士之詞)醜化同性戀。

倪家珍(1997認為,從問卷設計開始,該研究「充滿異性戀觀點的偷窺心態與假設」(頁131)。這份研究的問卷回收率僅2.61%,有效問卷只有107在如此薄弱的資料基礎上,該份研究「大膽地」做出結論:「男同性戀者事實上可能愛女性,只是怕受傷害,且交往不易,與男性較易交往且易解決生理需求,故形成找男性為性對象的男同性戀」(陳建涵 200342)。

這份研究公布後,激起了「同志工作坊」發起「同志串聯反歧視之約」遊行,共聯合七、八十人參與遊行,橫跨當時大專院校同志社團、BBS上的MOTSS版、 「愛福好自在報」、「新文明互助團體」等同性戀團體,和婦女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等。該行動並獲得人權團體與大學教授等文化界人士參與連署(倪家珍 1997131)。

要知道,1995年當時的/別政治氛圍與現今(2013)截然不同。 解嚴不到十年,野百合學運才剛過五年,台大女男同性戀社團才剛成立一、兩年,Gaychat還得找異性戀女生當社長才敢申請成立。當時,就連許多站在第一線的同志運動者都承受著強大的現身(曝光)壓力,遑論隱身在底層的同性戀。(去年2012同志遊行上歡樂踩街的那六萬五千人,在1995年時不知道在社會何處呢?)

這一次針對醫學研究的抗議,是台灣同志族群第一次反抗學術暴力的集體現身,也留下台灣同運史上第一次示威遊行的紀錄。然而,始作俑者涂醒哲教授的反應如何?資深運動者倪家珍,在第一次四性研討會的論文集〈九零年代同性戀論述與運動主體在台灣 〉一文裡,這樣描述:

研究者面對遊行隊伍時,竟說因為他而促成同性戀者集體走上街頭,他非常高興。至於問卷數回收不足的問題,研究者辯稱是因為不知道同性戀的母群體在哪裡,並語帶挑釁的質問在場有沒有人是同性戀,先站出來再抗議。(倪家珍 1997145

就學術論學術,回收率低到不到0.3成的量化研究,其內部效度(有效測量研究對象的程度)、外部效度(推論到樣本之外的群體)都令人懷疑,其為何能做出結論還繳交衛生署結案,箇中發展也疑點重重,難怪同志團體對量化研究抱持高度懷疑、批判態度。

然而,「涂醒哲事件」有其回收利用的價值──它有潛力成為台灣量化調查課上的絕佳負面教材,因其暴露了問卷設計時「內容意義」、「使用詞句」、「問題順序」等環節的重要性,也凸顯了學術研究過程裡無所不在的政治性。

若從王雅各1999,引自陳建涵200342)在《台灣男同志平權運動史》書中對此事件的分析,衍伸到方法論上的反省,便有許多點很值得問卷設計者借鏡:

一、「同志們抗議該研究將同性戀是為一種病」,而非普通人。

避免病理化(pathologization)研究對象

二、「問卷中使用了許多負面字眼」

研究者未自省的價值涉入會影響研究結果,並造成負面政治效應。

三、「研究同時也企圖把同性戀和其他的個人不愉快經驗,如亂倫、強暴、性侵害或性騷擾等做連結」

將研究對象或概念去脈絡化,誤置於不相關或偏頗的脈絡裡,會間接引導受訪者的觀感,最終資料也會有所偏誤。若這種結果「正好」符合研究設計者的假設,此僅是披著學術外衣的「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罷了。

四、「該研究在冠冕堂皇的外表下將同性戀的性取向視為是一個異常的癖好,然後假借一個所謂關懷的義工組織作為一種管制(或篩檢此一性偏好的工具)。」

學術研究絕非中立客觀。從研究題目的選擇、對象設定、測量方法採用、施測過程對社群的介入、到研究成果發表對社會與政策的影響,在在都顯示其政治性。透過學者、政府、民間單位與媒體的合謀,學術便可能創造知識的來源,搖身一變成為社會監控、治理底層,甚至強化或再製權力結構的壓迫共犯結構的一環


「涂醒哲事件」「經典」而非「傳奇」。因為,傳奇代表已成為過去歷史;而經典還是為當代所用的現在進行式。換句話說,「涂醒哲事件」所凸顯的理論設定偏誤、不符合學術規準的方法論,很不幸地成為後人繼續模仿的對象。

1995年至今,仍有公衛或醫療背景的教授使用有問題的測量法進行同性戀研究。例如,到同性戀三溫暖以免費檢驗HIV病毒的名義取得血液樣本,從而做出同性戀族群愛滋感染率有多高多高的結論,並訴諸媒體、引發恐慌。

未受過研究方法訓練的社會大眾,從簡略的新聞裡很難自行發展出批判其抽樣偏誤、樣本不足、違反倫理、男同性戀也不等於同性戀、男同性戀的風險自我管理比率等批判意識。民眾更不會反思到就算男同志族群有這樣的需求為何政府預算並未有效分配到社群教育,反而繼續使用恐嚇式、真愛式等已被證實無效的性教育政策?

在這一片打迷糊帳的學術與公衛政策歷史中,民眾只會接收到「同性戀是愛滋感染高危險群」的刻板印象。而同性戀社群對所謂學術量化研究的戒心與恐懼之心牆,不斷加高增厚。





【練習】看看這句摘自中央社的報導,您可以找出幾個研究方法、推論、政策使用的錯誤?

根據不同的研究,男同性戀者的愛滋病毒帶原率大約4%8%,楊世仰(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長)說,疾管局今年上半年委託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教授陳宜民,在男同志三溫暖及夜店匿名篩檢600人,檢出24個潛在的愛滋感染者,帶原率4%。(中央社 2012.7.22





參考文獻:
王雅各1999台灣男同志平權運動史台北開心陽光
倪家珍1997九零年代同性戀論述與運動主體在台灣。收於《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何春蕤編)。台北元尊文化按我下載
陳建涵2003。「看見」同志運動──同志團體的多元發展與參政》,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高雄按我下載
中央社。2012。男同志不設防 可能3年染愛滋中央社July 22nd。(點我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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