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組織中的性別？」R. W. Connell教授演講紀實

「如何研究組織中的性別？」R. W. Connell教授演講紀實
演講日期：2006年2月15日
講者：Rae Wyn Connell （雪梨大學教育與社會工作系教授）
主持：范雲（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本文為「婦研縱橫」所寫，台大婦女研究室出版）



◎高穎超

開學前一週的豔陽天早晨，我穿上粉紅色襯衫、外套白色針織圓領，褐色登山靴踏著鐵馬雙輪，輕快地穿過辛亥隧道，朝向台大奔去。如果你跟我一樣著迷於RW Connell在《性／別》中，談笑春風便把性別秩序從個人關懷到全球變遷娓娓道來的涵養與洞見， 一定可以感受我心跳聲中的興奮！



這場北台灣唯一一場公開演講中，Connell拉出性別研究的長遠歷史，從性別研究的功能談起，並指出當前研究困境及可能的解決方案。接著，她以澳洲地方政府內部推動機會平等方案的個案研究，成功地示範了性別平等的典範如何在組織日常生活與研究上具體實踐。揉和理論與經驗研究的精彩演講，激起了現場欲罷不能的回應、討論。不論妳／你是否與她擦身而過，咱們一起來回味這場2006早春間，令人如沐春風的性別體驗吧。

一、 研究性別：一個社會科學革命

Connell認為，性別研究作為社會科學之一次領域，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二次大戰前，1920年代德國女性學者Mathilde Vaerting的著作The Dominant Sex: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Sex Different便批評女性是被輕視的性別類屬。

我們將性別氣質分成陽剛氣概（masculinity）和陰性氣質（femininity），是性別權力結構的產物。所謂「主宰的性別」（the dominant sex）是男性。女性因屬於臣屬的權力位置，故具有臣屬的性別。假設，權力關係被扭轉，心理現象也會跟著轉變。例如：在某些古代母系社會，男人會表現出我們現在認知的女性特質，因為位居臣屬位階的人適合有這種性別特質。

Vaerting畢竟是八十年前的研究者，現今看來有些問題。但她戲劇性證明了，性別研究有長遠的歷史，而且觸及了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性別）如何結構化國家、法律制度、經濟？然而，在納粹掌權後，曾是德國史上第二位獲得全職教授的Vaerting被逐出校園，戰後無法復職。這段性別研究的長遠歷史也就此被世人淡忘。

在這段不連續的歷史上，前人的努力已證明性別研究有三項主要功能：

1. 批判意識形態

性別研究探索社會機構中的意識形態結構，並進行批評（Ideology critique）。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家庭。Connell以1950年代，澳洲暢銷女性雜誌中賣廚具的廣告舉例，圖片呈現一男一女核心家庭，先生穿西裝，跟一男一女的小孩各自拿著托盤，等著妻子（母親）準備食物。而這位正在烤派的太太，穿著高跟鞋、戴著誇張的大耳環。

Connell問大家：「有人會穿高跟鞋烤派嗎？請舉手。」當然沒有人舉手，「OK，這是意識形態的嘛。」它呈現的是主流社會對家庭的理念型（ideal type）。

而許多性別研究的意義，正是關注這種在社會生活中不真實的模型，提出經驗上的多樣性加以反駁，也顯示「快樂」家庭中家務勞動的權力關係。

2. 揭露性別不平等

性別不平等往往被本質化、自然化。Connell秀出近期一張澳洲剪報，描述統計顯示出勞動市場各組織層級中，女性所佔比例。（參見表一）從最低階到最高階，女性比例銳減的圖像很能表現性別不平等的情形。她提醒：「當我們說大老闆有1.1%是女人時，意味著，有99%是男人。」在處理這種資料時，必須要把男人跟女人都當作分析對象。此外，過去三十年，性別研究也從關注經濟、政策上的性別不平等，延伸到身體權力關係、人際關係中的暴力與宰制（如性暴力）等。

表一： 登峰之路，遙不可及（Long way to the top）
--澳洲勞動市場各階層女性比例（資料來源：Connell）

位階 百分比
Chairs 1.1%
CEOs 2.3%
最高頭銜者 3.1%
主要指導者 8.6%
經理主管人員 10.2%
大學校長、副校長 25.0%
聯邦與州政治人物 28.6%
管理性、專業性位置 44.4%
受雇勞動工作者 44.5%

3. 性別秩序的代價與危機

研究顯示，無論男性或女性都因性別體制而付出相當代價，尤其在健康或公共衛生方面，例如：婦女受制於醫療體系中的父權，以及男人或男孩雖然掌握主要工作機會和職位，但也受到較多、較強的身體傷害（如：職業傷害、情緒困擾）。 過往性別分工編派由女性照護小孩，將男性排除在外，也切斷的男性與小孩的情感連帶。我們從此看出許多缺失，因此有「新父職」形象出現，由男人抱小孩、與小孩玩遊戲、職場中也更重視父親與小孩的關係。

由以上三點功能，可以看出性別體系的理解，具有科學和社會的重要性。


二、 性別研究傳承的問題

然而，性別研究並不是沒有問題的（trouble-free）。我們可以發現下面這種共通的問題。

1. 如何超越主宰的性別規範？

主流性別典範將性別秩序分化成具有高低位階性，像崇拜「美國NBA球星的灌籃動作」，便呈現高壯、競爭、求勝等王道陽剛氣概（hegemonic masculinity），是一規範性的角色定義（normative role definition）。性別研究者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透過性別實做，超越在文化、關係上、意象、觀念、常模上的形象？


2. 概念性個人主義的偏誤

在許多表現男女差異的圖表（包括表一，或是比較全球男女讀寫能力的跨國研究），都以生理性別形式，編組出統計差異。這種研究策略非常常見，尤其用在研究合法權、政治參與、經濟、健康政策等領域的性別比例。但這麼一來，性別變成個體化的特權、個別的財產，而不是一種關係性的思考。（紀錄：這點或可稱為方法論式的個人主義。）

3. 性別研究不等於「女人」研究

經由第一波到第二波性別研究者（大多為女性）的努力，性別研究成為一個學術領域。但問題是，性別研究被等同於「研究女人」。男人在性別研究與政策領域中，變成為幽影。沒錯，性別研究起於批評男人主宰的學術權威。但是她們沒有將男人當作男人看，沒有把男人看成一種性別團體。

二十世紀末，這種情況有所改善，研究開始注意到具體的男性特質、男性實做，但仍需要更廣泛討論男性身體、加以分析。在政府、大眾傳播媒體領域性別還是被當作女人主題的傾向，也應加以調整。


三、 性別社會學

面對上面的問題，有什麼解決方法呢？Connell指出，分析性別化的結構、制度的 「性別社會學」，可望作為（至少部份）解決方法。

許多具有啟發性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性別研究的出路。N. Fuller追蹤南非Peru的中年男人，以民族誌了解「陽剛氣概文化結構」的社會意義，以及陽剛氣概在城鄉、階級間的差異。Morrell（2001）所編的《改變南非男人》則匯集了南非民主化過程中的各種男人形象。包括HIV問題促使研究者關注性欲（sexuality）實踐與年輕男人認同的連結、性別關係、社區中的女性地位等。Connell推薦這本書是融男性氣概多樣化、複合體（complex）、多軸線研究於一書的良好範例。

最新一本集大成的合集則首推Connell參與編撰的《男性與陽剛氣概研究手冊》(Kimmel et al. 2005)。以全球視角，廣泛涵納父職、暴力、特定地區的細緻研究（如：拉丁美洲、東亞、貧窮地區）。從上面研究的嘗試與累積，或許能解決過去研究偏重性別結構、陰性氣質、母職等缺失。

除此之外，不同經驗研究則補充、佐證了理論。Judith Lorber以制度化觀點分析性別認同的多樣性。Sylvia Walby則呈現在特定場域中，社會結構如何影響性別實踐。Michel Foucault的權力分析，也深深地影響酷兒研究。

另一方面，性別社會學重要的發展之一，是討論制度與結構取徑下組織中的性別。十年前一份性別組織研究發現，性別並不是組織中的偶然（contingent）情境。組織不是湊巧是男人或女人才具有性別的。事實上，性別一直鑲嵌在組織中，以性別政體（gender regime）運作著。1980s年代英國繪畫工作坊的民族誌研究，則證明「單一性別體系」可以存在，使人有機會設想：如何把性別看成沒有前述統計上差異的概念？此外，日本辦公室小姐以寄信、影印、情人節送巧克力等日常瑣事，對組織中權威男性加以抵抗或牽制的研究，則以「弱者的武器」式分析，充分顯現女人的能動性(Ogasawara 1998)。

上面這些例子或許足以解釋組織中的性別特質。但這並不足夠，我們需要更系統性的跨組織分析，或了解組織中不同部門的性別，以發現性別模式改變的動力，並設想性別平等下一階段的計畫。這就是下面個案研究要解決的問題：組織中性別平等的改變如何達成？


四、 個案研究：公家機關中的性別平等

兩年前完成的G.E.P.I.（Gender Equity in Public Institutions）研究，以澳洲新南威爾斯地方政府為主題。在二十年前，州政府引進僱用機會平等、反性別歧視的規則等新法，監督人事決策過程，並以托育政策鼓勵工作與家務兼顧，降低婦女因孩子而被迫離職的比例。二十年後，性別平等方案使組織有了顯著的改變。在公家機關的高階管理職（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SES）上，女人的比例從幾乎0%成長到20%，五個高階主管中有一個是女人。

性別平等方案如何成功地轉變、鑲嵌進組織生活？引發的緊張與矛盾如何處理？該經驗如何對下一階段的性別平等政策有何啟發？帶著這些疑問，Connell與研究團隊得到州政府的合作與經費支持，進入公家機關展開研究。

她們設計了複雜的多重研究方案。首先，統計跨部門的性別分工。接著，深入特定工作現場，參訪、瀏覽文件、深度訪談、參與觀察，以組織民族誌紀錄性別介入政策制定過程的樣態。選取對象橫跨了五個公共部門、十個工作現場，性質上兼具多樣性，包括人文服務部、兩個政策制定或管理機構等。訪談對象依照組織中的性別比例選擇女男個案數目，兼顧世代變遷，訪談焦點著重日常生活的性別實做。

分析資料的方法也很重要。她們先從訪談和參與觀察所得的資料索引（index）出分析性別結構的框架，把同一工作場所的訪談集中起來，撰寫該場所的性別民族誌，描繪出性別政體。然後回到工作現場，組織工作坊，與受訪者一行一行地討論報告再現的內容，開放批評、糾正錯誤與分析方法，並討論研究所產生的緊張。

研究團隊在不同地點都進行這樣的討論，然後將十個現場進行比較。再把比較後的整體報告帶回十個工作坊， 讓組織中的人重新理解公部門及其管理者，進行批判。

有了政府支持與細緻計畫，研究過程順利嗎？Connell笑說，學者常是天真的。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主要來自研究與運動的關係與辯論，以及公部門習氣。

由於研究進展的當時，其他女權運動者正在推動性別主流化。有人擔心，主流化的結果，讓責任分攤在所有人身上，變得沒有人需要負責。（Everyone is business, nobody is business.）也因為被懷疑與運動人士之間有關聯，研究者較難取得重要人士的信任，收集資料上遇到很大的挑戰。

另一方面，性別研究者重視「動態過程」的原則，與事事講求「契約」的官員有所差距。官員認知中，契約是一次一次訂立。他們喜歡問研究者：「你什麼時候截稿？什麼時候發表？告訴我研究方法是什麼？」相對上，女性研究方法論重視研究過程的共同參與、共享知識，不是由上而下的專家主義。Connell提醒，如果以後要研究組織，一定要比她們更注意組織中的政治。

儘管遭遇困難，本研究還是有許多有趣的發現。

過去研究相信，組織（尤其是官僚機構）是理性的，而非情緒的 。然而研究發現，公共組織具有性別的情感結構（emotional structure of gender）。

證據證實，法規部、工務部的男性在過去十年裡有深沈的性別變化。過去，男人容易在同一個部門待很久，資歷與底層知識（local knowledge）墊高了他們的地位。新的性別革新則破壞這種層級關係。官方的性別革新（gender reform）依循機會平等模式，強調正式評量、個別職業結構。過去生活裡的性別協議（gender bargain）不復存在。

Connell把這種組織變遷稱為「去偏極化的職場」（de-polarize workplace）。二十年前，公部門的性別分工是：男人當管理者、科技工人，女人當秘書、倒茶小姐、服務員。公務人員複製了核心家庭裡丈夫與妻子的分工方式，高度的性別區隔，也提高制度性性騷擾、黃色笑話的可能性。二十年後，這種區隔開始被打破，有受訪者提到：在過去，結束後一周工作後，大家會邀約去酒吧喝酒、聯絡感情，想當然都是男人參與。經過性別革新之後，「喝茶」成了新的社交活動，男女都樂於參加。

詮釋資料時研究曾發生兩難，辯論的焦點是：什麼是平等？

針對同一個機構，一部份人認為個人有機會平等，另一部份人則質疑，結構（例如：家庭中的性別分工）造成工作機會還是不平等。因為，女性公務人員還是照顧小孩、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整體上影響到職場中的關係。這便是結構決定的性別不平等。

Connell總結認為，性別平等的主張意味著：實踐性別中立，對於男性女性都沒有歧視，平等提供服務、安排、政策，這才是所謂的平等、公平、正義。只有公部門能承認日常生活中性別條件的不平等，超越個人主義式公平，性別平等才可能達成，同時要求政府將整體結構的性別平等落實在公共政策上。

五、 現場迴響

聽眾們踴躍地針對Connell分享的研究關係、詮釋方式，性別主流化的看法提問，澄清陽剛氣概的分析概念，以及未來在教學、研究與運動上的方向。

1. 研究關係、詮釋方式

藍佩嘉請Connell多談一些組織研究中的倫理議題，例如當研究報告重新拿回去跟受訪者討論、相互發表時，受訪者不同意研究詮釋時的處理方式。范雲則提醒Connell進行的組織分析是否因重視變遷，而有文化、情緒化約的情形，忽視組織制度上的改變？

Connell回答，研究過程的確有許多困難，但因為計畫長時間進行，與受訪者有建立關係，她們也熟悉這個計畫，對此感到驕傲。而他們對這份報告最主要的反應是：他們想要支持，提供經驗資料為之佐證。

問題反而發生在綜合各小組後，發表整份報告的第二階段。當她們向資深主管發表研究成果時，他們的反應是：沒有反應。缺乏互動與回饋，對女性主義研究者造成困擾。

至於分析上重文化、情緒，輕結構的問題，Connell同意范雲的批評。但她補充，研究除了仔細處理性別分工、文化象徵外，也觀察到結構上的權威層級被打破，使得某些年輕女人對職業生涯的視野完全不同——她們開始把自己看成未來的管理者。當組織結構、階層的改變，組織成員的意識和認知也有不同的發展。

2. 性別主流化

藍佩嘉說，「性別主流化」在亞洲，包括台灣的政府相關單位都很風行。請問Connell對此議程在學術與運動上的優缺點，有何看法？范雲則追問：Connell曾說，對政府而言性別主流化是重視性別平等的機會。但性別主流化在美國的重點之一是成立中央監督性的專責部會，在澳洲為何沒有發生？

Connell回答，他們的研究發現性別主流化不像女性運動者強調的那麼重要。其他性別改革的議題，例如擴大性別實做、性別分工的關注更為重要。從性別主流化出走，讓她們把焦點轉移到需要在公部門中進行性別改革，並培養草根支持。

女性主義者中批判觀點之一是：在組織生活中，性別改革如何透過中低階主管達成？性別主流化因為把性別改革的責任放到一個原則的表現上，讓每一個具體機構忽視自己的責任。有些主管的確表現良好，但仍屬少數。而大多數可以進行性別主流化的主管，會認為主流化與性別革新是兩碼子事，改革的進程變得機械化。

因此，為了要讓性別主流化得以推行，必須從大規模對組織中心、教育主管、訓練、資源提供到底層成員，都進行性別革新，並在不同組織間性交換知識。性別主流化可以作為性別革新的資源來源，Connell相信，管理人員會因為性別主流化能夠降低成本而願意接受變革。

即使這樣，Connell提到澳洲面臨的現況是：政府其實不在乎性別，因此澳洲沒有中央專責的部會。當然，這是新自由主義下的父權影響所致。這對女性主義者而言也是可以辯論的。傳統模式中，一個中央的監督機構可以分配物質資源、聚集專家、作研究、發展方案，但這在新自由主義的性別主流化中都被排除掉。

性別會因為政治與全球化等因素而改變，每個地區都需要找出自己的研究進程與框架，例如：研究學校、職場、媒體等，發現有趣的性別實踐。

3. 澄清「陽剛氣概」概念

Connell（2002）曾主張，陽剛氣概不是特定的角色，也不是特質（traits or characteristics），那麼我們如何用關係性思考來討論性別現象？

我問道，如果站在主流性別秩序的立場，娘娘腔男同志是女性化的，突顯其女性氣質（femininity）；但如果從複數陽剛氣概（masculinities）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否可說娘娘腔也是陽剛氣概的一種？又如同畢恆達曾提過，女性在家庭裡的「服從」被視為陰性氣質的一部份，而男性在軍隊裡的「服從」則又屬於陽剛氣概，概念使用的模糊性需要被進一步釐清。

Connell的回答是（參見Connell 2005d）：性別氣質不是固定的一組行為稱為男子氣質或女性氣質，我們現在認知的性別，也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陽剛氣概的概念是一種經驗性描述性別實做的模式、形構（a pattern or configuration of practices），在特定結構中，表示特定男女的結構位置，呈現特定性別秩序。我們只能說，經驗上這種行為在這個社會、這時間，某一套（package）行為主要由結構位置上的男人或女人所展現。

在理論上，我們可以想像「沒有性別概念的社會」。這種社會不會依照性別界線區分工作、情緒勞動等。即使現在無法舉出具體的例子，但是在組織研究中，我們看到去性別化、性別的去結構化的趨勢。

由於沒有針對特定性別的普遍化判準，因此，的確有某些行為座落二元區分中間的曖昧地帶，或游移在兩者之間。男同性戀就是個位置曖昧的例子。

三四十年前，男同志在文化意義與結構上，被視為位居女人的位置。當時的形象是，小男孩在家庭中長大，模仿女性動作、表達對女性的興趣。然而在1970-80年代的同志運動後，具有能動性的男同志改變了這個意義。某些同志宣稱他們具有陽剛氣概，例如他們抽煙、穿T恤、牛仔褲、剪短髮。然而他們並沒有完全的過渡到陽剛氣概。因為在既有的性別秩序裡，身為同性戀就是女性化的（不管個人多麼陽剛）。

女同志的「重新性別化」也很有趣，那些像男人的女人，重新定義了什麼是「陽剛」（masculine）。尤其當女性主義運動在設定「女性氣質的新模式」時，新陽剛氣概的提出相當有意義。這些重要討論，有助於我們在運用概念或類別時，怎麼同時理解結構性的動態過程。

4. 未來的研究、教學展望

張晉芬表示很享受於Connell的發表，但相較於Connell一開始以統計資料呈現性別分工不平等的現象（參見表一），她在台灣的教學經驗卻發現學生們越來越不喜歡統計。另一方面，當前家務勞動研究遇到的困境是，訪問了妻子、也訪問了丈夫，甚至同時訪問兩人，但是，我們如何追索從小到大的性別意識養成過程？

Connell這樣回答：她絕對同意統計資料可以提供重要資訊。她自己教性別時，一開始也會秀出統計上的性別差異。例如：收入上的性別不平等。學生應該知道性別體系的核心問題。

然而她主張，統計資料可以提供將性別概念化的方式是有限的。統計是論證的開始，而非結束。某些研究領域中（如：公共政策）進行性別應用時，常會以統計資料結尾，而忽略了性別上的結構位置、實做分析也是必要的。

至於家務勞動的討論，Connell認為，如果沒有解決家庭裡的性別分工，職場上性別化的分工區隔也不會得到根本的解決。以McMahon（1999）為例，他發現了許多新男人、新爸爸、新老公的形象，也證明在社會實體中，性別結構如何中介而影響人們的性別實踐。

不過Connell提醒，當新自由主義越來越強，公部門對性別革新的興趣與理解越來越少，資源越來越縮減。即使如此，成令方請Connell在最後給我們一些樂觀的例子、鼓勵我們。

Connell舉了一位才華洋溢的女性諮商者研究學校中的年輕男性民族誌的例子。在這所天主教的男校中，他們也開始關注性別。研究者觀察遊戲場、教室、被推崇的陽剛氣概、性別分工，也詢問師生認為男孩應該知道什麼性別議題和性慾？因此，他們了解了學校的性別政體，甚至因此重新設計課程，造成天主教學校的改變，並引進資源、提供支持。

聽完了Connell精彩的演講，我開始想像一個不因性別造成不平等的世界長什麼樣子。我身上穿的粉紅色襯衫，過去（甚至現在）還有人認為是女生的顏色，男生穿了不是同志就是娘娘腔。二次大戰時的納粹集中營中，粉紅色三角形也是男同志囚俘上的標誌，代表比猶太人、罪犯、政治犯還低等。希望隨著性別差異的消弭，個人間、組織與全球性的和平也能隨著平等翩然降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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