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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2日 星期四

2010年,工作狂的離別!


2010年,工作狂的離別!

到上飛機前一天,我還在忙工作。(夠工作狂了吧)
星期三七點的告別晚餐我遲到了半小時,辛苦inmind醫師枯等我,就是因為還在印刷廠看輔導群兩本出版品的打樣跟校稿!!!印刷廠的先生特地從中和把我載到大安區的餐廳門口。

今天星期四,一邊在西北大豪雨中結匯,一邊趕往國北跟大修老師和助教作交接,一一點清會計項目、物品、裝箱運送物等。把最後六筆帳報完,看到業務費跟雜支歸零或到個位數,人事費的勞健保雇主部分負擔也都報到七月時,才真正有離別的感覺。

工作到一段落,心情才開心的鬆懈下來。

誰叫我是工作狂,不認輸的想要把收尾做完。最不想要落人口實,說我急著出國而丟下爛攤子給人收拾。我要很認真的上台工作,也要美美的下台一鞠躬(拉裙擺)。

今天報帳跟助教對帳到六點多(p.s.我八月工作了12天,都是義工喔),
剛好趕上印刷廠送了兩本書,各30本出版品到系上。(其他的170本,會等新召集人產生後,由新的團隊發送給委員及作者。)

拿著嘔心瀝血的成品上飛機,尤其是「性別SNG」這本,集兩年半來研習精華之大成,彷彿也是對自己把這種半官方位子當做NGO在經營的工作歷程,作了一次濃縮跟證明。

金牛座的工作狂,賣力吐絲之後,就問心無愧的可以登機了!
中央團老師在那次聚餐時說,很難得看到穎超的臉這麼輕鬆。因為他們開下一年度計畫的會,我笑一笑轉身就走。
芝寧os:穎超走了!!!    (拜託,我是回辦公室處理那校對不完,還要繼續排版的兩本印刷品好嘛~~當時一個禮拜之前,案子結不掉我會很擔心耶。)

感謝主!  給我勇氣跟智慧,還有體力,終於撐到了完成工作、順利出國的這一天夜晚。
願我與輔導群們的一切努力,都符合愛與正義祂的心意。

謝謝這段時間給我許多幫助,與教誨的前輩、師長、夥伴。

用我纖細的雙臂,給你們一個感謝的擁抱!!

2006年4月8日 星期六

要工作、反釣魚:性工作除罪大遊行

《0430紀念五一勞動節》
要工作、反釣魚:性工作除罪大遊行


關心性工作權益、反對性道德污名的朋友們,趕快,時間空下來。
2006年0430,四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3:00-5:30,在勞動節前夕,日日春邀請大家一起來「性工作除罪」大遊行。和6:00-8:30看「白蘭紀錄片」放映及論壇。

我們上次遊行,已是2004年三月總統大選前的事了,那時,大家一起要求藍綠總統候選人,刪除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的「罰娼條款」,藍軍戰哥不理我們,綠軍扁哥有點點改邪歸正,表白立場說:「傾向支持『不處罰賣性者』」,但當時因勵馨婦團主張修改成「罰嫖」,扁營就說等社會公共討論達成共識再說。
「再說」,意思就是等民間婦團的娼嫖罰不罰的對決吵清楚了,政客再選邊站。

當然,現在就是繼續抓、繼續罰,抓罰下,最底層的性工作者,仍是現在最慘一族。在政客只要數字表現的績效評比下,部份員警為求用最簡便方式拿到績效,有的買通假嫖客、或以各種卑劣手法,用「釣魚」方式抓流鶯,讓流鶯最後一條謀生之路都被如此折磨。而台灣又有多少女人是以此為生,才讓社會減少了更多「燒炭族」。這些地下經濟的從業者,從來不在勞委會保障的勞動範圍內。她們從不被認定為「勞動者」來保護,反而是以罪罰、釣魚來剝奪生存權。
性工作除罪,是勞動者求生的呼喊,只要你參與,就是多一分力量。

「性工作除罪」車隊遊行
Ø 遊行時間:2006年4月30日(星期日)下午3:00集合至5:30
Ø 集合地點:萬華龍山寺對面廣場(廣州街上,近捷運龍山寺站)
Ø 車隊遊行路線:萬華龍山寺→台北市警察局(中華路)→勞委會(延平北路)→萬華西昌街地藏王廟
Ø 遊行方式:以摩托車隊為隊伍行進方式,沒車的就給人載。用車隊是為節省行進時間,得以至三個定點表達訴求,並把省下時間,用紀錄片、短片、戲劇展演的方式表達問題和內容。總之,日日春會努力讓活動趣味又有意義啦。

白蘭紀錄片論壇放映
Ø 活動時間:2006年4月30日(星期日)晚上6:00集合至8:30
Ø 活動時間:萬華西昌街地藏王廟(廣州街與西昌街口,近龍山寺)
Ø 活動內容:放映新版的前公娼「白蘭的生命故事」,故事是從白蘭雛妓到公娼到失業到半癱瘓到現在努力活著的她,一群義工陪著她從生命的苦痛對性工作除罪的吶喊。放映地點選地藏王廟,是方便流鶯姊妹來看,並討論釣魚問題。


【報名表】為方便遊行預備,論壇桌椅手冊準備,拜託盡可能事先報名,謝謝啦~~
姓名: 單位/學校科系、社團:
E-Mail:
電話/手機:
聯絡地址:
¨我會參加「性工作除罪」車隊遊行(下午3:00至5:30)
請勾選交通方式
___我會騎車來,遊行時後座已載人
___我會騎車來,遊行時後座還可以再載一人(如果有多的安全帽請帶來)
___我不會騎車來,遊行時已經有人會載我
___我不會騎車來,遊行時需要有人載 (請幫忙自備安全帽)

¨我會參加白蘭紀錄片論壇放映(晚上6:00至8:30)
主辦單位: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請於4/26(三)之前報名回傳coswas@mail2000.com.tw 或傳真 02-2553-5236
詢問電話:2553-5138 陳星喬,網址coswas.org

2005年6月7日 星期二

[讀書筆記] 經濟新交易。有情價更高


Reich在「賣命工作的誘惑」書中提出美國生活的問題:為什麼大部分美國人現在工作比30年前更累?為什麼大學生把「有錢」看的比30年前重?為什麼夫妻的小孩越來越少?不是因為現在的美國人比較笨,大學生比較貪心,夫妻不喜歡小孩等,而有其他原因。科技和經濟同時使原本的工作重新被組織,報酬多寡重新被定義,這便會影響美國人的生活。造成現在美國人的經濟生活的原因有:

報酬無法如過去可預期。人幾乎沒有把握相同生產量能不能在未來換得今日相同的回饋。這會陷入兩難,因為維持生活開銷是固定的,像是貸款、租金、車子、保險等等,但收入又不固定,就會使生活不穩定。就像我媽說的:「只好在有生意的時候更加努力工作,以防未來收入驟降的危機。」

如果你所有的技巧是現在需求的,你可能會可以得到相近於過去體系中頂層人士所獲得的高報酬。但如果你做的工作只是重覆性的、很多人都可以取代你的、或可以被電腦化被軟硬體取代的,那麼你就會得到比過去還少的薪水,甚至失業。

如果你剛好是上述後者(輸家),失去了基本生活所需之後,就必須更加努力工作來提昇家庭收入,甚至全家(包括配偶與小孩)都要更努力投入工作。但如果你是贏家,雖然賺的多,也必須工作更久,因為你不工作的機會成本(放棄工作所失去的代價)比就體系更大,讓你無法停止工作。

即使你現在幹得不錯,也還是要努力地追趕。市場變動迅速,必須提供消費者各種不同的多樣商品、消費者的需求也變幻莫測,而「競爭的強度」不減反增。不能休息、沒時間閒逛、別安於領先,因為你現在的好概念不會維持多久,很快就會被對手抄襲而創新更棒的東西、超越過去。

也就是說,你要不就搭上「快軌」(fast track) 要不就滾蛋。只有兩個選擇,如果要成為贏家,就得與客戶和消費者維持緊密接觸,不斷增進關係,站在你屬領域的領先群,才可能賺多錢,幹有趣、有挑戰性的工作﹔否則,你就只能作無趣又重覆的工作,而且賺少少的錢。注意!一搭上快軌就不能下車,如果一旦下車你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別想要回到快軌上,因為當你離開去享受生活的時候太多事情發生了,其他人會取代你的位子、接手你的客戶和消費群、發展新的企業,你再也分不到一杯羹了。

即使你在大公司中,也不再能期望組織能夠因為你完成工作而讓你穩定的推進領先群。你必須自己推進自己,聰明、有新點子已經不夠看了,一大堆人都很聰明、有新點子、有創造力,他們會跟你競爭工作。

分類機制(淘選機制sorting mechanism)變得更加有效率。如果你工作勤奮、更有效率地推銷自己,幹得不錯,你可以讓自己晉身為贏家的一分子,這意味著你可以活在一個迷人、安全的社群中,送你的小孩去好的托兒所或頂級的私立學校,然後上優秀大學。同時你的家庭也能屬於不錯的健康俱樂部,有良好的飽想和醫療照顧服務。但如果你被淘選機制捨棄,你會接近或真的處在最低的薪資程度,你的社群傾向挫敗、危險,學校是貧窮低賤,醫療照護和保險也是最低階甚至不存在的。

▼ 分析架構(參考曾嬿芬,2003,經濟社會學課堂演講)

經濟學的效用思量應該用人整體生活的工作(消費與活動)、家庭(照顧與家務)、休閒(身心健康)三面向來全面考量。因此,在面對上述個人「選擇」增加工作時間、不得不搭上快軌加強工作時間與強度,以維持自己站在贏家一方,不被其他競爭者取代,擁有較好的生活、社群、教育、醫療、保險等情況時,我們必須反省,為了要得到工作、家庭、休閒三方面的效用,難道只有「個人選擇」的空間嗎?集體社會、國家能夠作什麼?

以家庭照顧為例。照顧工作傳統上以無酬的家庭成員(多是女人)完成,當家庭功能減弱,提供足夠照護工作的功能失敗之後,市場便介入,由托兒所、安親班、本籍幫傭、外籍幫傭等市場機制接手。雖然有「外力」(相較於家庭而言)介入幫忙照護工作,但並沒有解決家庭必須負擔照護成本的問題,至少家庭中必須有人更努力工作賺得消費市場照護的金錢。Nancy Folbre對傳統照顧的討論提出批評:除了反對主流經濟學理性、私利者、市場交易預設忽視了照護的生產,反對由家庭負擔照護工作中性別不平等的現象之外,更提出了由「家庭、市場、政府」三者共同分擔照護工作的概念。

照護工作被歸為女性的工作,即使女性參與市場勞動後,男人也沒有增加家務時間,而是由市場接手。在時間的競賽中,人們大量工作、犧牲家庭生活而想要成就工作,目的之一也在以市場消費填補原先的家庭勞動,但結果往往是兩頭空。(休閒面更不用說,往往是被犧牲最多的一部份)從事「照護的處罰」同時來自家務勞動的無薪、兼顧照護的職場工作者必須負擔第二班 (the second shift) ,加重工作負擔、專業照護者得到低薪。

因此,Folbre支持以政府「福利國」的方式解決照護問題。也就是當家庭、市場失靈時,政府能提供最低照護標準「安全網」來作基本的保護。但對福利國有三種批評:悖謬論(無法得到原先目的,反而有反效果。提供窮人社會福利反而會讓窮人一直窮),排擠論(政府提供照顧會讓家庭不再提供,排擠掉私人愛心。如果取消掉政府功能,家庭道德心會發揮),尋租論(政府會層層貪污,拿到受惠人手中的只有一點點)。但基本上Flobre仍支持福利國觀點,當親人不足以提供照顧(家庭失敗)與總體經濟危機、資本主義不穩定(市場失敗)時,能夠以國家之力提供照護資源,同時也透過國家機制讓全社會共同分攤整個社會再生產的成本。同時她也反駁「排擠論」,因為在人口結構到三角形的國家中,國家負擔照護工作不會是對家庭的排擠,而是支持家庭成立與運作,反而肯定了家庭功能。小孩是全社會的公共財,而政府和家庭是相輔相承的兩股力量。

就像如何處理照護問題一樣,面對經濟體系中效用要如何處理的問題,在Reich文末指出可能有三種說法:有人抱持樂觀,認為新經濟能為個人帶來更多選擇和自由,東西會更便宜。但是,有那麼多選擇的商品,你買得到嗎?你有選擇不同商品的自由,還是只有狠心買與不買的自由?或者荷包緊縮地連能不能買的自由都沒有?另外有的人相當悲觀,認為生活會一直敗壞下去,後代子孫要償還上代的負債,現在的受薪上班族、專業人士也可能遇到跟上一波技術工人一樣的大裁員危機。此外,大多數的人還是會認為工作努不努力,或者要不要工作都還是個人的選擇,純粹是市場考量、單獨個人可掌握的。如果成功了,歸因於個人的成就﹔如果失敗了,只能自認倒楣,都是自己不努力、沒能力、譴責自己、家庭與家人朋友。但是,我們有能力在個人範圍內作到「較好的平衡」嗎?

Reich和Block都將焦點重新放為「公共選擇」。一個人的經濟生活絕非只是市場交易、買與不買的決定。個人決定都是個德性相關、有社會與文化基礎的決定,必然與整體社會所選擇的經濟體制有關。因此,個人選擇不該被侷限於個別黝暗的收銀台,然後暗自傷心自己必須工作半死、累的跟狗一樣,或者抱怨自己沒能力過好生活。相反的,應該訴諸「公共討論來決定」我們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採取什麼樣的經濟體制。Riech說:「我們有權力安排新的經濟以適應我們的需要(而不是人被迫去跟隨現有經濟體制),並以此決定文明的型態。每個社會都有資本和義務作這個決定。」

不論該社會選擇的是繼續競爭、繼續讓工作時間膨脹,忽視家庭與休閒,以取得更高的報酬﹔或者,如Fred Block在 ”output” 一文建議的「減少競爭」,如Folbre希望的政府以福利國型態讓社會共同分攤社會再生產的責任,讓國家提高公共消費的比率,代替個人主義的消費型態,使社會每個人都能維持基本的生活水準與安全。這個決定都應由社會共同討論來決定人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不只是經濟生活),這個決定不來自經濟、市場,而是非市場的社會。

2005年6月1日 星期三

[讀書筆記] 移動的生產條件:人肉與資本

本次閱讀的兩篇中文文章,從不同角度來處理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移動的狀況。如果以劉梅君(2000:74)的分析架構來說,生產條件分成三方面:一、生產力,即勞動力和生產材料;二、生產關係;三、相關上層建築,如意識形態、法令規範與制度。在一般的情況下,移動最容易的往往是生產材料與成品的搬有運無,然而當依賴原料、工資導向的區位考量時,其他生產條件也可能發生移動。

劉梅君處理的是「人肉」的移動,亦即外籍勞工來台工作因人力輸入國採取生產、再生產分離的政策(將外勞排除在國民之外、並篩選出青壯人力),排除負擔工人的再生產成本因而廉價;同時外勞也是個不自由、即期的商品,不僅有助於資本家掠奪最大的剩餘價值,也不用負擔勞動者作為一個「人」的損耗、頹敗後的成本。龔宜君(2001)面對移動的生產條件卻是「資本」,也就是轉換到較佳的原料、勞動力的地區。然而,馬來西亞之所以成為台商遷廠的首要選擇,不僅是工資便宜。(如果真的只考量工資,為何不移去孟加拉?)龔宜君認為,必須同時考量當地的「族群政治」、「族群的社會資源」,才能解釋台商為何採取如圖一(頁270)般依賴族群(而非性別)作為首要考量因素的分工與勞動控制型態。因此,對受政府法令與新經濟政策保護的馬來西亞人,與有較佳文化資本的華人,資本家以鼓勵、誘導形成霸權管理,另一方面則以終止契約、薪資結構等鐵腕對以孟加拉為主的外勞採取專制控制。

若綜合比較兩篇,她們都提出了移工現象得以可能的條件與效應:一、勞力輸入國的「廉價」缺工。二、勞力輸入國依照外交政治考量,引入不同國家的勞動力。三、移動性工人並不符合馬克思分析的自由工人(勞動力屬於自己,不能一次買斷)。外勞是不自由、即期用過(用爛)就丟的人肉商品。四、引進外勞,皆造成勞力輸入國本勞的薪資水準無法提昇,或進步遲緩。(劉梅君的論文則進一步處理到:外勞在台灣已對本勞造成替代性效應,而非原先的補充性。龔宜君則未點名馬來西亞是否有此現象。)五、外勞的團結權被限制或不被鼓勵,少有工會等集體議價或協商勞動條件的行動。(自然也不會有內部國家以形成共識。)六、由以上條件,共同造就了資本對於外勞的管理,主要採取「專制」的勞動控制。

必須一提的是,劉和龔兩人的關鍵性論證,皆對新古典經濟學看勞動力的市場邏輯做出挑戰。劉梅君指出:是歷史決定(而非市場決定),是一般勞動大眾心中有「合理工資」(自然價格)造成了台灣的廉價缺工,工資並未因市場而自動達到均衡點(市場價格)。龔宜君則從勞動體制出發,指出台商之所以選擇馬來西亞設廠並非因為勞力便宜因素。(馬來西亞本勞反而是不好用的工人。)相反的,正是族群的社會關係(會多種語言、留台者與台灣勞動習慣的親近性、各族群的從屬性)讓生產運作得以維持。

接下來,我有幾點部份批評:
首先,劉梅君在頁72-73處提到了「外勞其實不廉價」的對立論述,她引用的算法是外勞引進、管理、食宿費加上外勞薪資、以及限期僱用所需付出的成本、不熟練後果等價格後,與本勞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年資未滿兩年者的平均薪資相去無幾。然而,這種算法雖然提供了考量「外勞便宜」時應該納入分析的其他成本,卻也忽略了本勞其實有資遣費、退休金、人力損害等龐大成本,以及必須為本勞提供職涯階梯所付出的升遷、年資成本。相形之下,仍然因為不需負擔外勞的再生產責任,依然比本勞便宜。更何況,作者在之後(頁78)自己也講,「國內工人流動率高,特別是年輕世代及從事基層體力的勞動者尤然。」因此僱用本勞依然要承擔高流動率下的招募、訓練成本。

龔宜君在頁255提到該文有興趣的是:台商在異國遭遇到種種非預期的「勞動條件」時,如何在勞動過程中進行分工以維持利潤。我有疑問的是,「勞動條件」一詞似乎較常用來指涉以勞工觀點出發,所面臨的勞動制度性環境,例如:薪資結構、勞動流程、勞動強度、工時等。而此處所指涉的,推論應為資本家在設廠時考量的:原料、國情政治、工資、族群關係等,似乎以「生產條件」來涵括較為適當。

關於與我的軍隊研究相關部份,劉梅君引述了民國七十八年勞委會主委趙守博,為了要阻擋開放外勞,而打算在『無法募足勞動力的情況下,「運用國防兵工」來協助。假定國防兵工還不能滿足工程所需,再考慮從海外引進補充的勞動力。』(劉梅君 2000: 62)這個部份,可以提供建構「兵力」在國家的思維裡,作為最後、容易調配的補充性人力。(如:幫忙救水災、震災,幫忙吃完過剩的洋蔥、柳丁。)另一方面,台商也表示「他對外勞是軍事化的管理」。我對這個部份相當有興趣,不知道能不能調到該次國科會的田野訪談出來看?目前想到可以分析的途徑之一是:「台灣男性的義務役經歷,對未來企業管理模式上是否有影響?」不過這個兩者之間需要更多的資料,才能建立其關聯性。但是,可以更加理論化的途徑是:「軍事化管理」一詞,是否透露出管理者自己也意識到權威、專制式的管理。從軍隊到台商企業,這種專制式的管理有什麼樣的異同,則可以進一步作比較分析。

最後,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惑:

一、龔宜君談的「普羅化」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內涵,而造成普羅化,或抵抗普羅化(非普羅化)的機制,除了她一直提到的國家介入之外,又有其他那些樣貌?

二、對龔宜君來說,「留台生的『台灣經驗』是他們在台商企業中工作的一項社會資源,這資源不是人力資源論者所強調的來自於內在於個人的能力(如教育),而是透過與台商之間的特殊社會關係來運作的。」(頁284-5)我想要提問的是,這種「台灣經驗」是否也不只是一種資源。讓留台生更容易順服的,是否正是從工廠外帶進工作現場的「意識形態前提」(例如:打拼的精神),而這也是台商之所以能對華人幹部進行「霸權」控制的另一層因素。

2005年5月26日 星期四

酷@異化建築︰同志專業師自信抬頭!

酷@異化建築︰同志專業師自信抬頭!

本文多所篇幅摘自台大畢恆達「性別與環境」課堂上王啟芳、張之芃、黃清和與 對K. H. Anthony (2001) 的報告摘譯。為文對話對象為同志社群,目的在現有的運動組織網絡上,利用國外團體經驗,召喚專業者(如:建築師、會計師、保險規劃師、金融業、律師司法界)同志們組成職業團體,為自己的專業和作品相互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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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同志精品店工作時,有次晚間九點多接近下班的時刻,一群開朗、自信的上班族,五個人一起在笑談中走進小小的店裡,瞬間讓夜幕低垂的小店感染了熱鬧的情調。引人注目的是,他們都穿著相同的裝扮:深紫色霧亮的襯衫、暗鐵灰色西裝褲、啵兒亮的高級皮帶頭和皮鞋。合身的設計師剪裁讓任一人單獨出現都相當自信,五位走在一起比影集《慾望城市》的前衛貴婦們還耀眼。

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們的確是在同一家壽險業上班的同事,其中兩位還是伴侶住在一起。五個人湊在一起剛好一個小組,有共同的業務目標、責任區、甚至休閒生活。問他們這麼張揚,不怕惹人白眼或招來困擾嗎?他們很輕鬆的回答:還好耶,因為保險業不常坐在辦公室,常常都在外面拜訪客戶,跟同事的互動不大。實際上,主管也知道他們的事,這套時尚的「制服」主管也有參與決定。反正壽險業就是要看業績嘛。不知道是不是一群GAY在一起妖力比較強,這組的業績常常是該部門的佼佼者。「別人頂多眼紅,也比較沒有因為我們是同志而招來白眼。」他們眼中的自信,比霧金紫色襯衫的反光還耀眼。

隨著接近打烊時間,我望著他們神采奕奕離去的背影,心想著:我和他們都算是幸運的同志,可以在友善同志的職場、甚至同志自己經營的公司工作。這跟很多在工作時必須小心遮掩性身分,害怕因為曝光而丟了工作的大部分同志比起來,算是非常難得的。

■ 從職場上黯然退場、隱性埋命、無法進場的同志

台灣同志人權協會在2003年世界人權日發表的同志權益調查結果指出,三成同志曾親身經歷人權侵害及歧視,六成同志曾目睹或耳聞同志遭歧視。最常發生歧視的場所中,工作職場歧視佔所有場所的24.1%,僅次於校園、家庭。(註一)別以為這不過是冷冰冰的數字而已,事實上,即使在「兩性工作平等法」推行之後,仍然有同志活生生地因為性傾向歧視而丟了工作。

2003年中,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向社會公佈的電話求訴個案種類裡,相當多人因為性別氣質和性傾向而倍受歧視。

一位求援的陳先生說,起初面試時,女老闆非常賞識他的能力,二話不說就被錄用了。但工作的半年間,女老闆卻常常挑剔他的髮色、首飾,甚至中性的穿著,還私下向同事說:「陳先生是個 Gay,小心他會性侵害你喔!」最後,女老闆在他離職時仍然義正言辭地說:「你看你男不男女不女,再說又是個Gay,憑什麼這樣跟我說話?!」(黃兆璽、陳怡靜 2003.7.1)

陳先生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單一個案,許多不知名的同志默默地在工作時隱「性」埋「命」。不僅得避免人家問起婚姻與性向,更為了保住飯碗而不能表露自己生命中最真摯的情感。

遠在半個世紀前的美國(根據眾院撥款委員會發表國務院保密處長福德的報告所稱),自從一九四七到一九五三年,六年之內國務院職員已有四百二十五人因同性戀愛而被免職。反觀五十多年後的台灣現況,經過了同志人權或信仰團體的努力,國防部最後修正「同性戀不能當憲兵」的迂腐條款、去年台灣也按牧了第一位牧養同志教會的同志牧師,讓軍事和教會界的同志工作權利露出一道曙光。即使如此,職場對於同志的態度普遍仍是不友善的。教育界雖有輔導特殊教育班的同志教師自信站出來,而絕大多數的同志老師在相對封閉、保守的學校環境中,仍選擇默默地付出教學熱忱、以同為弱勢的身分教導學生同理心的重要。警察界也有男員警因為舉止較女性化或交了同性伴侶,最後被人惡意曝光性向,轉調內勤或外縣市。

很多同志必須隱藏性傾向,不像異性戀可以堂而皇之地談論另一半、昨天的約會如何如何,以致於他們在工作場合覺得孤獨與疏離。如同中古世紀歐洲追殺女巫、白色恐怖時期國民政府剷除匪諜一樣,同性戀成為另一個想當然爾的汙名,從十七世紀開始就荒謬地與諸多罪惡連結在一起(guilt by association)。羅織不同的藉口,目的都是讓主流握有權柄的人剷除異己,以致於他們傾向保持沈默。

■ 專業群交Party:同志建築師好樣的!

我們其實不用感到過度悲傷。或者,我們其實也沒有限於哀悼的本錢。了解同志在勞動市場中的現實面,只是要幫助我們點出問題;霹靂嬌娃們聯手出擊,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誰也不能袖手旁觀。別人努力之後,等著搭便車的人將發現:過去的冷漠、妥協,會使得自己恰好不幸陷入歧視困境時,卻發現找不到人出手相救。

「我沒有時間去搞運動、走街頭,我只是安分守己的上班族。那麼,在我自己工作的行業中,我能用我的專業做什麼呢?」也許,我們可以從國外同志在建築界殺出的一條血路,來思考如何進行友善同志工作環境的拓荒。溫思頓.雀兒渠(Winston Churchill)說過:我們塑造了環境,之後環境同樣會形塑我們。而在建築專業裡的歧視,也可以延伸解讀成對所有環境使用者的歧視,擴大結盟的人群。

對女性、少數族裔、弱勢性傾向而言,在建築界會遭遇到求學受阻、專業能力被懷疑、進入職場門檻高、開始工作後又升遷困難等職業區隔。似乎有了無形的「玻璃天花板」,讓弱勢者難以晉升高階主管、或接下重量級的設計案。然而另外有些勞動研究顯示,如果優勢男性去做了女性化的工作(如:護士、幼稚園老師),則會形成另一種「玻璃手扶梯」的推力,即使男生真的喜歡照顧基層病人或幫小孩換尿片,但周遭的人仍會一直鼓勵、期待他往主管職前進,或為他安上一個較為專業的頭銜。(例如:一樣是作化妝品專櫃銷售的工作,男生會換稱為「美容彩妝師」。)

在建築專業裡,上面兩種工作中的性傾向區隔也同樣發生著。在異性戀老闆管理下,必須進入男人結盟(male bond)才有較大升遷機會,女性或同志很可能因為錯過私下聚會或交談,而損失發展的重要訊息。但相對的,也有聽過基層的異性戀設計人員抱怨,因為有很多有名的建築師或設計師都是同志,他們的性傾向不一定為人所知。如果本身是同志的話,美感同好或人際關係較近,比較容易得到好的評論或設計機會。少數人形成集團之後,可以幫助同樣的人搏扶搖而直上。

想要像文章一開頭的那五位壽險規劃師一樣,能夠自己人幫助自己人,一同工作與玩樂的話,還得面對某些「好出身」的人與強勢族群的壟斷。葛蘭特和曼恩(Grant和Mann)在1995年出版的《非裔建築師的專業地位》調查報告,主要發現:最大的非主流群體是黑人女性建築師,有1/3(37%)的受訪者在歷史上對黑人友善的大學裡獲得學位,平均五位受訪者就有一位(20%)是從哈佛大學畢業,其他從白人學校畢業的黑人則相當少。

到這裡,我們已經發現同志在專業工作時會遭遇阻力的來源:從選志願、教育、入行到升遷的機會,皆偏向由異性戀者主導。弱勢族群面臨了自己被「玻璃天花板」擋住出頭的機會,而又不一定搭的到自家人的「玻璃手扶梯」。這樣一來,我們有什麼方式改變現狀呢?對外,社會應該看到「經營多樣性工作環境」、「同志翻修繁榮都市老社區」兩項重要性。對內,成立同志專業者團體(如:教師同盟、金控同志公會、記者傳媒同志聯網、同志建築與設計師協會、同志運動員聯盟等),則可以相互運功加持(empowerment),更進一步挑戰專業典範。

一般老闆為了溝通方便、容易管理,傾向找跟自己屬性相同的人一起工作。然而,瑪莉蓮.駱登(Marilyn Loden)啟發性提出:經營多樣性(managing diversity)卻可以創造一個彈性、多元的環境,讓所有員工都能在此發揮所長。

對老闆而言,沒有提供多樣性可能付出的成本,除了無法豐富團體工作、銷售不佳、改革有限、生產力縮減,還有:1)彼此有誤解的價值觀和行為,因而導致員工間疏離;2)主管與員工溝通的斷裂、誤解員工;3)誤解其他人的行為而造成種族主義或歧視;4)由於缺少溝通和員工疏離,而導致不必要的昂貴歧視訴訟。

走出公司內部、在很多城市裡,同志是都市空間的開路先鋒,挽救了衰頹的區域,為其注入生氣。一如紐澤西州的同志透過經營銀行貸款和房地產仲介,讓破敗的城鎮縉紳化(gentrification)晉升為繁榮的同志區。台灣的晶晶書庫同樣有生花妙手,一棟大片明亮落地窗的同志書店,裝潢刻意不走時髦、冷調的中產菁英路線,而是改建自日式官方宿舍、一棟屋齡有四十年的老建築。現代的同志透過建築,與人們過去的歷史、記憶相連結,原來同志並不遙遠,就是人們身邊的朋友、同事或家人。

不過,我們不能抱著「等到大環境改變之後,我再享受就好」的心態。現在你不行動,幸福的未來就不會到來。怎麼做呢?可以從邀集同業裡的同志,定期聚會、進而成立團體開始著手。

安娜·莫爾(Anne Moore)提到,少數族裔和女性擁有強烈的創造能量,他們渴望工作、渴望能在傳統既定是白人男性的場域裡有表現的機會。大部分的弱勢建築師團體,目標包括了:1)增進她們會員在專業上的地位;2)經由活動與展示會員作品,促進會員在建築界的能見度;3)提供工作與進修的網絡;4)凸顯會員在專業領域上的特殊需求。

而同志建築師團體如OLGAD(Organization of Lesbian and Gay Architects and Designers)在上述基礎之上,則進一步發揮了酷兒們的特色。他們還要︰5)尋找並認定同志在建築設計上的貢獻;6)界定在同志運動中的空間場景;7)分析同志的獨特美學,也就是「酷異設計」。另外也有超過100位會員的CAPA(Castro Planning+Action)在1995年成立,則關注社區、房屋政策、同志能見度等議題。

同志專業者團體的成立,不只是被動地要異性戀主流社群接受,或者在原本的遊戲標準裡玩出明堂來得到肯定。原本工作上的標準(例如:長期加班、不顧家庭、居家空間是以夫妻核心家庭為設計),會不會本身就帶有偏見?這麼一來,愛搞怪的同志,更有潛力提出足以動搖目前傳統價值的工作典範。

公開出櫃的同志設計師強納森·布爾史丹(Jonathan Boorstein)便提出「酷兒設計美學」。不同以往的設計,酷兒美學有三特點:敢曝(Camp),一種嘲諷或顛覆的觀點;扮裝(Drag),裝飾某些東西以達到戲劇或特定效果;化腐朽為神奇(Bricolage),聚合某些元素以建立酷兒的自我認同度或向其他人透露酷兒身分。
同志文化注入不同的專業領域,能幫助推動創新,酷異化的工作場所也因為多樣性工作者的開展,更易尋求突破。

■ 上吧!寶貝

去年2004年,無論在什麼工作位置的同志都感受到社會非常大的打壓、不友善的氣氛。從年初令人心痛的農安趴,到年底焚書坑儒的假分級制上路,政治氣氛讓我們不得不警覺:弱勢們已經是在熱鍋中逐漸煮沸的青蛙,如果我們不尋求反抗、站在一起,很難想像未來還有什麼更恐怖的殺手鐧對我們磨刀霍霍。

同志工作權的爭取,不能光靠南北兩個大型協會。就好像工運有全國總工會、縣市產業工會、企業本身工會層層分級、擴大聯盟一樣,同志的團體除了校園社團和休閒性團體之外,未來可以更積極地由職業、專業者組成團體。期待不久的將來,真的有同志會計師、司法同盟、記者傳媒同志聯播網、運動選手酷兒陣線、金控同志公會這些五花八門的團體醞釀出來。同志不只是各產業的中流砥柱之一,更能將酷異文化的顛覆、反動特色,造就各工作價值中的新興典範。如同文章一開始提到的願景一樣,在友善同志、擁抱多樣性的公司工作,不再是夢想。



註釋:
註一、
該研究以同志場所及同志大型活動(如2002、2003年台北同玩節攤位發放)進行抽樣,先姑且不論其抽樣過程、測量效度、代表性、甚至同志「母群」如何界定。在這個調查結果中,哪一個歧視場所的比例高低不是重點(可能因為學生參與活動的多,因此多抽了,造成選答校園歧視者的人比較多),但的確透過調查呈現出來了三塊各個同志人權團體都長期關注的場域:校園、家庭和職場,這其實已經涵括了個人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公領域(工作)、私領域(家庭與伴侶),以及與再生產相關連的教育三大部門。除此之外,消費之下的休閒生活似乎較有不觸及歧視的餘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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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兆璽、陳怡靜 (2003.07.01)。〈你是Gay 所以你被fired 職場歧視比比是 求職面試勿談私〉。星報,14版。

走不動的女體與穿國界的資本

在RCA案中,「什麼能移動?什麼有價值?」成為全球資本市場與當地社會成本的競爭與合作過程中,最關鍵的決戰因素。

由美國多方資本所組成的RCA,原先從東北區將廠房移動到四處美國中西、南部,再移動到台灣,一九六九年設廠。每年營業額近百億元,曾多次被台灣政府評定為外銷模範工廠。

根據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前秘書長顧玉玲(2001)的記述,由於「台幣升值導至利潤下降,RCA才於一九九二年停產關廠,逾萬名耗盡青春的中年女工也就隨之失業。一九九四年,趙少康揭發RCA廠嚴重公害污染問題,經環保署、工研院調查研究,才發現RCA廠多年來直接傾倒有毒廢料、有機溶劑,造成廠址土壞、水源破壞殆盡,技術上無法整治,已成永久污染區。連離廠區二公里遠的地下水都含有過量的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超出飲用水標準的一千倍!已離職多年的員工更陸續傳出罹患肝癌、肺癌、大腸癌、胃癌、骨癌、鼻咽癌、淋巴癌、乳癌、腫瘤等職業性癌症,已證實至少有一○五九人罹患癌症,二一六人癌症死亡,一○二人罹患各式腫瘤,專家指出,RCA員工的罹癌率為一般人的二十∼一百倍!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有機污染物,在科學上稱之為DNAPL,意即很難清除,形成永久性污染。對人體的危害,則藉吸入、接觸、飲用等途徑。廠裡的老員工至今回憶起來,都感慨地說:『難怪那些外籍主管都喝礦泉水,只有我們這些傻工人,天天喝毒水,住在廠裡,吃在廠裡,連洗澡的水都是有毒的!』」(顧玉玲,2001.5.9.,〈 台灣綠色矽島的黑色危機〉,《自由時報》。)

面對著畫面中哭訴「沒有了乳房,這那叫女人」的乳癌女工,我不忍直視她的身體。為什麼大企業有恃無恐,而活生生的工人走投無路?我認為兩者差異最大的因素在於「移動力」。

雖然目前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力是屬於勞動者的,勞動者可以「自由」選擇把勞動力販賣給誰?要不要賣?以及,到那裡賣?現代工人雖然不像歐洲封建時期「農奴」的勞動力不僅屬於地主,且人是依於土地的,很難移動;但是現代工人也不那麼「輕易」移動,RCA女工則屬於這一群人,她們的親屬連帶、財產、文化資本等都是局現在台灣當地的。然而資本的流動卻不然,RCA從美國到台灣建廠,脫手後廠房土地轉賣給湯姆生、湯姆生再轉給奇異公司。一如「賣命工作的誘惑」中提到的ValuJet航空公司空難責任難以歸屬一樣,RCA癌症化的女工求償無門。

該土地得到了兩億整治(即使沒有多大成效),人肉卻得不到任何職災賠償。「人肉比不上土地」,謝國雄(1992)用過就丟的人肉邏輯依然明顯。當擁有勞動力的人肉失去勞動能力、無法為資本所用時,便可拋棄。謝國雄指出台灣職災的三個特性:隱藏化、異常化、補償化。當RCA的例子被爆料出來後,即使去隱藏化,也仍然打不到那個不提供安全工作環境的資本。而台灣在打跨國求償官司的同時,我們不得忽略的是:會不會有其他像RCA一樣的資本(如:核四、拜爾)讓台灣的工人身體和土地,繼續暴露在危害之下。即使RCA的例子求償到了,我們仍然必須關心國家是否能在未來職業災害防治的法律與行政管制之上,以台灣利益為主地思考與行動,而不是成為跨國資本運作下成本外部化的諂媚者之一。

2005年2月24日 星期四

《麵包與玫瑰》觀影心得


在這短文裡,我只想談兩樣主題:工作價值,以及勞動體制與反抗運動的可能性。

大樓清潔工作是個什麼樣的工作?它對從事該勞動者的自我有何形塑呢?片中的墨西哥裔女主角Maya進入646大樓的天使清潔公司工作,與之前的酒吧、服務生工作比起來,已屬於較高級的工作。然而,如果將美國的勞動市場依照族裔軸線作區分,這些工作全都屬於次級勞動力市場;相較於同一棟大樓中的金融家、律師所屬的主要勞動力市場,這些工作是較低技術性、工資較低、附屬性質、工作價值被貶值的。

不過,在這樣的結構性位置中,清潔工人的主觀自我形象、行動策略為何呢?Maya剛進公司的學習過程,相當令人印象深刻。清潔不只是愛的勞動,也不僅是家務勞動的市場外包,更具有豐沛的底層知識。如:嘈雜笨重的吸塵器用起來像在跳舞,有節奏、省力、又全面清潔、準時完成。用螺絲起子裹抹布深入門縫的汙垢,而非用手指挖到費力又不乾淨。這樣的實況,挑戰了主流認為「清潔是不需要花大腦、沒有技術、不須知識、不事生產」的刻板印象。

不過,並非所有的清潔人員都有這樣的自我認知。在Burawoy(1991)主持、彙編的延伸個案法學生實踐集冊:Ethnography Unbound :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中,Leslie Salzingar在 "A Maid by Any Other Nam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rty Work’ by General American Immigrants" 一文中,比較了兩種類型的清潔員派遣公司。其中一種公司的成員為新移民,其文化接受傳統將清潔視為髒污的事頭,對工作表現消極,只想要混口飯吃,因此分事頭的時候鉤心鬥角就為了搶輕鬆的。但另一種公司的成員則已經在美國定居一陣子,在組織文化中(一如Mary Douglas對於潔淨/髒污界線的反省)反轉了將清潔工作視為骯髒代誌的觀點。透過小團體彼此增進清潔技能,且如同影片中的清潔人員一樣對自己的工作有自信、自尊。 因此,即使片中Rubin說的制服故事(If you put on uniform, you’ll disappear.)是確實發生的,但這些「隱形人」除了亂按電梯之外,仍舊有其他以集體力量進行階層重新自我定位、進而嘗試翻轉受壓迫位置的可能性。

最後,我想說:以一位運動者的情感來看這部片,我到了最後Maya被送往邊境的囚車道別那一幕就開始痛哭不已。 當組織者Sam第一次來到Rasa和Maya家對她們講著最實際的清潔工17年前與17年後的勞動條件 ,但是Rosa卻不領情,把他轟了出去。在這裡,我同時感受到運動者的理想性、改革熱情;也感受到底層工人的不滿、卻只能自己找縫鑽(如去賣淫、上床以換得妹妹的工作),賣命生活而害怕改革會讓手中僅有的一點點全部失去的無助感。

Sam對Maya說:如果要搞運動1. 你有值得相信的人嗎?2. 你們有沒有安全的地方?集體行動就在一個才參加公司不到三個月的年輕女孩手上串連起來。不過,即使這部片是劇情片,我喜歡它不讓結尾停在天使公司的和解。社會運動的敘事方式應該避免一味的哭泣、哀鳴(depressive tone),卻也不能讓人有慶幸過頭(celebratory tone)的進步史觀式目的論。Maya被驅逐出境,遙相呼應了Rosa對Sam的質疑:「我們在黑暗社會的底層。我們除了自己,什麼都沒有。你這唸大學的小白臉,做過清潔工作嗎?」或是瑪麗絲(俄羅斯女子)的現實考量:「我才來八個月。我在家鄉什麼都沒有,如果我在這裡乖乖的做,至少可以養活全家。」在一致的勞動條件下,私人利益的差異讓集體行動難以達成,或以難以持續。我透過鏡頭感受到Sam尋找這群受壓迫者的共同利益,也感應到那股求改變、爭公義的純粹力量。是這股暖流,讓我在寒假參加神研班,聽東門教會盧俊義牧師談1960年代美國黑人運動者Dr. Martin Luther King與Malcolm X之後,另一次因為感應到運動者的境遇而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