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日 星期三

[讀書筆記] 移動的生產條件:人肉與資本

本次閱讀的兩篇中文文章,從不同角度來處理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移動的狀況。如果以劉梅君(2000:74)的分析架構來說,生產條件分成三方面:一、生產力,即勞動力和生產材料;二、生產關係;三、相關上層建築,如意識形態、法令規範與制度。在一般的情況下,移動最容易的往往是生產材料與成品的搬有運無,然而當依賴原料、工資導向的區位考量時,其他生產條件也可能發生移動。

劉梅君處理的是「人肉」的移動,亦即外籍勞工來台工作因人力輸入國採取生產、再生產分離的政策(將外勞排除在國民之外、並篩選出青壯人力),排除負擔工人的再生產成本因而廉價;同時外勞也是個不自由、即期的商品,不僅有助於資本家掠奪最大的剩餘價值,也不用負擔勞動者作為一個「人」的損耗、頹敗後的成本。龔宜君(2001)面對移動的生產條件卻是「資本」,也就是轉換到較佳的原料、勞動力的地區。然而,馬來西亞之所以成為台商遷廠的首要選擇,不僅是工資便宜。(如果真的只考量工資,為何不移去孟加拉?)龔宜君認為,必須同時考量當地的「族群政治」、「族群的社會資源」,才能解釋台商為何採取如圖一(頁270)般依賴族群(而非性別)作為首要考量因素的分工與勞動控制型態。因此,對受政府法令與新經濟政策保護的馬來西亞人,與有較佳文化資本的華人,資本家以鼓勵、誘導形成霸權管理,另一方面則以終止契約、薪資結構等鐵腕對以孟加拉為主的外勞採取專制控制。

若綜合比較兩篇,她們都提出了移工現象得以可能的條件與效應:一、勞力輸入國的「廉價」缺工。二、勞力輸入國依照外交政治考量,引入不同國家的勞動力。三、移動性工人並不符合馬克思分析的自由工人(勞動力屬於自己,不能一次買斷)。外勞是不自由、即期用過(用爛)就丟的人肉商品。四、引進外勞,皆造成勞力輸入國本勞的薪資水準無法提昇,或進步遲緩。(劉梅君的論文則進一步處理到:外勞在台灣已對本勞造成替代性效應,而非原先的補充性。龔宜君則未點名馬來西亞是否有此現象。)五、外勞的團結權被限制或不被鼓勵,少有工會等集體議價或協商勞動條件的行動。(自然也不會有內部國家以形成共識。)六、由以上條件,共同造就了資本對於外勞的管理,主要採取「專制」的勞動控制。

必須一提的是,劉和龔兩人的關鍵性論證,皆對新古典經濟學看勞動力的市場邏輯做出挑戰。劉梅君指出:是歷史決定(而非市場決定),是一般勞動大眾心中有「合理工資」(自然價格)造成了台灣的廉價缺工,工資並未因市場而自動達到均衡點(市場價格)。龔宜君則從勞動體制出發,指出台商之所以選擇馬來西亞設廠並非因為勞力便宜因素。(馬來西亞本勞反而是不好用的工人。)相反的,正是族群的社會關係(會多種語言、留台者與台灣勞動習慣的親近性、各族群的從屬性)讓生產運作得以維持。

接下來,我有幾點部份批評:
首先,劉梅君在頁72-73處提到了「外勞其實不廉價」的對立論述,她引用的算法是外勞引進、管理、食宿費加上外勞薪資、以及限期僱用所需付出的成本、不熟練後果等價格後,與本勞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年資未滿兩年者的平均薪資相去無幾。然而,這種算法雖然提供了考量「外勞便宜」時應該納入分析的其他成本,卻也忽略了本勞其實有資遣費、退休金、人力損害等龐大成本,以及必須為本勞提供職涯階梯所付出的升遷、年資成本。相形之下,仍然因為不需負擔外勞的再生產責任,依然比本勞便宜。更何況,作者在之後(頁78)自己也講,「國內工人流動率高,特別是年輕世代及從事基層體力的勞動者尤然。」因此僱用本勞依然要承擔高流動率下的招募、訓練成本。

龔宜君在頁255提到該文有興趣的是:台商在異國遭遇到種種非預期的「勞動條件」時,如何在勞動過程中進行分工以維持利潤。我有疑問的是,「勞動條件」一詞似乎較常用來指涉以勞工觀點出發,所面臨的勞動制度性環境,例如:薪資結構、勞動流程、勞動強度、工時等。而此處所指涉的,推論應為資本家在設廠時考量的:原料、國情政治、工資、族群關係等,似乎以「生產條件」來涵括較為適當。

關於與我的軍隊研究相關部份,劉梅君引述了民國七十八年勞委會主委趙守博,為了要阻擋開放外勞,而打算在『無法募足勞動力的情況下,「運用國防兵工」來協助。假定國防兵工還不能滿足工程所需,再考慮從海外引進補充的勞動力。』(劉梅君 2000: 62)這個部份,可以提供建構「兵力」在國家的思維裡,作為最後、容易調配的補充性人力。(如:幫忙救水災、震災,幫忙吃完過剩的洋蔥、柳丁。)另一方面,台商也表示「他對外勞是軍事化的管理」。我對這個部份相當有興趣,不知道能不能調到該次國科會的田野訪談出來看?目前想到可以分析的途徑之一是:「台灣男性的義務役經歷,對未來企業管理模式上是否有影響?」不過這個兩者之間需要更多的資料,才能建立其關聯性。但是,可以更加理論化的途徑是:「軍事化管理」一詞,是否透露出管理者自己也意識到權威、專制式的管理。從軍隊到台商企業,這種專制式的管理有什麼樣的異同,則可以進一步作比較分析。

最後,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惑:

一、龔宜君談的「普羅化」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內涵,而造成普羅化,或抵抗普羅化(非普羅化)的機制,除了她一直提到的國家介入之外,又有其他那些樣貌?

二、對龔宜君來說,「留台生的『台灣經驗』是他們在台商企業中工作的一項社會資源,這資源不是人力資源論者所強調的來自於內在於個人的能力(如教育),而是透過與台商之間的特殊社會關係來運作的。」(頁284-5)我想要提問的是,這種「台灣經驗」是否也不只是一種資源。讓留台生更容易順服的,是否正是從工廠外帶進工作現場的「意識形態前提」(例如:打拼的精神),而這也是台商之所以能對華人幹部進行「霸權」控制的另一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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