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志基督徒 上帝愛你
motss版上的同志容易片面化基督徒，一如主流基督徒因為不了解，容易「以聖經的權威和話語來譴責或審判同志」一樣。曾任台灣神學院教務長鄭仰恩，在長老教會刊物撰文指出，當精神醫學和心理學已不再視同性戀為精神病症時，「教會不應片斷地用聖經來譴責他們，而應該以謙卑的態度，重新尋求對上帝旨意的了解」。
我其實很期待，經過五年之後，同志社群能夠對基督教會更加了解，基督教會也能更加了解同志。
五年前，教會的反彈出現時，motss版上的激情言論中，甚至出現「要不要我率眾去教會前焚燒聖經？」的激動吶喊。姑且不論這是真的情緒，或是鄉民的口水。它的攻擊性或許傷不到主流教會，卻已經確確實實的令正在看版的「同志基督徒」傷透了心。
身為同志的基督徒，在大多數的母會裡，比一般場合更怕讓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在禱告中不能吐露所愛，在小組團體裡不能分享最親密、與神合一的感動。從牧師、牧師娘的教導裡，他看不到自己親密關係上的盼望。
來到同志圈內，身為基督徒的同志，會比較好過嗎？看到身邊朋友、版上文章對基督信仰的不了解而產生的排斥與怒氣，有時輕蔑地妄稱主的名、開玩笑，即使親如同志，精神上卻疏離的好像陌路人。
同志基督徒兩面不是人，在教會裡、在同志圈都無法得到平安。
相互仇視，只會繼續讓嫌隙擴大下去，而非走向對話、和解。
我很慶幸，自己身為一個跨界的人：從同志運動界跨入神的領域，不用擔心身份認同，又能從新做起，用不同的信仰，領受新的生活。
因為運動的身份，讓我有資源、有支持，站在四、五十位主流教會教友前分享自己的同志生命故事；不過，真正讓我有勇氣的力量，來自神和主裡（友善同志的）弟兄姊妹，源源不絕從那葡萄樹枝子傳來的感動。我至今仍難以忘懷，在分享之前，一群同工們圍著跪在地上禱告時獲得的強烈澆灌與動容。（當時，樓下的分享大會中，全場的學員們也哭的淅瀝嘩啦。）
不認識主的同志，或許看到這裡會覺得矯作、無聊。沒錯，我還沒踏進同光之前也這麼覺得。
但是當我在運動場上肉搏到筋疲力盡，在人肉市場裡拼命找男體、卻只找到寂寞的時候，主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6:35 )「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這話，對當時虛軟無力的我，是多麼大的安慰。如果你也想認識神，歡迎與同光教會或我聯絡。
在這一年多接觸教會的時間，我也發現生命變得寬闊不少。更可貴的是，我遇到了許多被母會趕出來，無路可去的同志小羊。我們正在相伴努力，往主的道路上走回去。
我想跟這些被主流偏見放逐的同志基督徒說：「不要怕！神愛同志。喜歡同性不是你的罪，反而是上帝給你大大的祝福和恩賜！這背了髒污的名，讓我們比一般人更能感同身受耶穌當年被排斥、誤解、定罪的痛苦。讓同志基督徒更有機會，能活出好的見證，在基督裡榮耀神的名，用更謙卑的膝敬拜上帝。」
同志基督徒的路，永遠有神的同行，一如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還有，在心裡永遠揮舞的六彩彩虹旗光芒！
願同志和基督教會，有一天能同桌坐下來，從聖經裡讀出麵包「出爐」的香味，而非拿著經條（荊條）當作石頭相互投擲。
阿門！
想讀更多嗎？請看：
「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反同性戀」（王昭文 女牧師）（本人極力推薦！！）
從聖經詮釋看同志議題（臺灣神學院研究生 張懋禛）
一個堅信愛與公義的同志
暗夜中的燈塔，同光教會著。台北：女書店出版。
2005年10月4日 星期二
2005年9月30日 星期五
性別與空間之教學、研究與政策十年回顧與前瞻
台灣大學性別與空間研究室 十週年研討會
時間：中華民國94年10月15日（星期六）
地點：台灣大學工學院綜合大樓二樓 國際會議廳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台灣大學性別與空間研究室
協辦單位：婦女新知基金會（圓桌論壇：台灣都市性別空間政策）
9:00~9:30 報到
9:30~9:40開幕
范巽綠（教育部政務次長）
夏鑄九（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
9:40-10:10 性別與空間紀錄片
《從雪隱談起：一個關於人類解放的故事》
10:10~10:30從性別觀點檢視十年來的公共空間政策
畢恆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0:30~10:45休息時間
10:45~12:15圓桌論壇：台灣都市性別空間政策
與談人：
柯裕棻（政治大學新聞系）
許志堅（台北市都市發展局局長）
謝 園（謝園環境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 ）
顧燕翎（台北市政府專任顧問，前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主持人：
孫瑞穗（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創立成員，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所）
12:15~1:30 午餐、海報展
動畫：《把花獻給狗》、《皮上草》
龔玉玲（導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30~2:30《凝固的音樂：修澤蘭》台灣第一位女建築師紀錄片
黃玉珊（導演，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所）
2:30~3:10 專題演講：性別與建築設計
姜樂靜（姜樂靜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建築師）
3:10~3:30 Tea Time
3:30~5:00圓桌論壇：建築教育中的性別
與談人：
邱詠婷（實踐大學建築系 ）
姜樂靜（姜樂靜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建築師）
劉欣蓉（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賴正哲（晶晶書庫負責人）
主持人：
畢恆達（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召集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5:00閉幕
（歡迎轉寄本文，請註明出處：台大性別與空間研究室http://www.wretch.cc/blog/gas10th）
下載報名表請至
http://www.bp.ntu.edu.tw/index3.html
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hdbih/conference.htm
時間：中華民國94年10月15日（星期六）
地點：台灣大學工學院綜合大樓二樓 國際會議廳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台灣大學性別與空間研究室
協辦單位：婦女新知基金會（圓桌論壇：台灣都市性別空間政策）
9:00~9:30 報到
9:30~9:40開幕
范巽綠（教育部政務次長）
夏鑄九（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
9:40-10:10 性別與空間紀錄片
《從雪隱談起：一個關於人類解放的故事》
10:10~10:30從性別觀點檢視十年來的公共空間政策
畢恆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0:30~10:45休息時間
10:45~12:15圓桌論壇：台灣都市性別空間政策
與談人：
柯裕棻（政治大學新聞系）
許志堅（台北市都市發展局局長）
謝 園（謝園環境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 ）
顧燕翎（台北市政府專任顧問，前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主持人：
孫瑞穗（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創立成員，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所）
12:15~1:30 午餐、海報展
動畫：《把花獻給狗》、《皮上草》
龔玉玲（導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30~2:30《凝固的音樂：修澤蘭》台灣第一位女建築師紀錄片
黃玉珊（導演，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所）
2:30~3:10 專題演講：性別與建築設計
姜樂靜（姜樂靜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建築師）
3:10~3:30 Tea Time
3:30~5:00圓桌論壇：建築教育中的性別
與談人：
邱詠婷（實踐大學建築系 ）
姜樂靜（姜樂靜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建築師）
劉欣蓉（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賴正哲（晶晶書庫負責人）
主持人：
畢恆達（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召集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5:00閉幕
（歡迎轉寄本文，請註明出處：台大性別與空間研究室http://www.wretch.cc/blog/gas10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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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28日 星期三
來自南國：南藝大超薄型女/性記錄片展（Oct 22/23, 紫藤蘆茶坊）
來自南國：南藝大超薄型女/性記錄片展
主辦單位：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
協辦單位：婦女新知基金會，紫藤蘆文化協會
女/性影展聯絡人：蕭紫菡 sf022@ms45.hinet.net ０９５８-５８８-７１６
【多元家庭．自在女人】紀錄片放映會 (免費入場)
時間：10／22、23 兩天晚上
放映時間：18:30－20:30 座談時間：20: 45 - 21:30
【主題說明】
在一個全球化的年代裡，性別主體，婚姻和家庭的意義不斷地被翻新。女人不再三從四德了，而男人也開始對自己被指定的性別位置不安。而「家庭」這個長達幾世紀的概念和社會組成，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與翻轉。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已不再是家庭關係的唯一模式了，親密關係有了巨大的結構性轉型。單親家庭、外傭寄宿家庭、同居家庭、同性戀家庭等的浮現，也漸漸使得家庭型態變遷。更多人開始選擇以尊重自己主體性角度出發，去創造更多元的家庭形式和家庭關係。
這是一個追求多元堅持主體的新時代。當家庭可以是由不同關係組成，它就會考驗原先的親密關係與情感模式。那些在法律上或社會習俗上不被定義的、非傳統的「家庭」，究竟是怎麼存在的？沒有男人的「家庭」，女人究竟是更自由還是更無助？懷著種種疑惑，我們希望跟您一起分享各種社會觀察和生命體驗。
作為國內唯一以紀錄片產製為主的國立台南藝術大學（簡稱南藝大）的音像紀錄所，稟持對社會議題的熱愛與關注，走出藝術教堂首度與婦運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及文化團體（紫藤蘆文化協會）合作，即將在台北紫藤蘆茶坊，放映四部由本系所研究生導演拍攝製作的性別紀錄片作品。
作品分別是：黃春滿 的《一葉蘭》，陳杏芬的《女兒巢》、甫入圍女性影展的吳汰紝作品《囍》以及劉嘉圭的《她的樣子》。前兩部分別記錄的是單親家庭、四個非婚女子所組成的家庭。她們遊走在傳統家庭與社會之外，用自己的意志，閱讀出截然不同的生命篇章。《囍》記錄的則是女性在走入家庭前，在傳統及儀式下的掙扎；而《她的樣子》，則詳實記錄一位變性人如何面對社會的生存策略。
藉由四個不同的性/別生命故事，期待在新時代的轉折點上與您一同深入觀察並探討家庭模式的解放過程，以及其中行動者的各種生命掙扎軌跡。期待與您在紫藤蘆週末約會！
【放映場次與座談時間】
第一場：十月22（六）晚上(免費入場)
放映時間：18:30－20:30
黃春滿 的《一葉蘭》
陳杏芬的《女兒巢》
座談時間：20: 45 - 21:30
與談人：陳宜倩（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女性學學會理事）
孫瑞穗（南藝大音像管理所，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董事）
第二場：十月23（日）晚上(免費入場)
放映時間：18:30－20:30
吳汰紝作品《囍》
劉嘉圭的《她的樣子》
座談時間：20: 45 - 21:30
與談人：陳美華（高醫大性別研究所，女性學學會成員）
孫瑞穗（南藝大音像管理所，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董事）
主辦單位：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
協辦單位：婦女新知基金會，紫藤蘆文化協會
女/性影展聯絡人：蕭紫菡 sf022@ms45.hinet.net ０９５８-５８８-７１６
【多元家庭．自在女人】紀錄片放映會 (免費入場)
時間：10／22、23 兩天晚上
放映時間：18:30－20:30 座談時間：20: 45 - 21:30
【主題說明】
在一個全球化的年代裡，性別主體，婚姻和家庭的意義不斷地被翻新。女人不再三從四德了，而男人也開始對自己被指定的性別位置不安。而「家庭」這個長達幾世紀的概念和社會組成，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與翻轉。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已不再是家庭關係的唯一模式了，親密關係有了巨大的結構性轉型。單親家庭、外傭寄宿家庭、同居家庭、同性戀家庭等的浮現，也漸漸使得家庭型態變遷。更多人開始選擇以尊重自己主體性角度出發，去創造更多元的家庭形式和家庭關係。
這是一個追求多元堅持主體的新時代。當家庭可以是由不同關係組成，它就會考驗原先的親密關係與情感模式。那些在法律上或社會習俗上不被定義的、非傳統的「家庭」，究竟是怎麼存在的？沒有男人的「家庭」，女人究竟是更自由還是更無助？懷著種種疑惑，我們希望跟您一起分享各種社會觀察和生命體驗。
作為國內唯一以紀錄片產製為主的國立台南藝術大學（簡稱南藝大）的音像紀錄所，稟持對社會議題的熱愛與關注，走出藝術教堂首度與婦運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及文化團體（紫藤蘆文化協會）合作，即將在台北紫藤蘆茶坊，放映四部由本系所研究生導演拍攝製作的性別紀錄片作品。
作品分別是：黃春滿 的《一葉蘭》，陳杏芬的《女兒巢》、甫入圍女性影展的吳汰紝作品《囍》以及劉嘉圭的《她的樣子》。前兩部分別記錄的是單親家庭、四個非婚女子所組成的家庭。她們遊走在傳統家庭與社會之外，用自己的意志，閱讀出截然不同的生命篇章。《囍》記錄的則是女性在走入家庭前，在傳統及儀式下的掙扎；而《她的樣子》，則詳實記錄一位變性人如何面對社會的生存策略。
藉由四個不同的性/別生命故事，期待在新時代的轉折點上與您一同深入觀察並探討家庭模式的解放過程，以及其中行動者的各種生命掙扎軌跡。期待與您在紫藤蘆週末約會！
【放映場次與座談時間】
第一場：十月22（六）晚上(免費入場)
放映時間：18:30－20:30
黃春滿 的《一葉蘭》
陳杏芬的《女兒巢》
座談時間：20: 45 - 21:30
與談人：陳宜倩（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女性學學會理事）
孫瑞穗（南藝大音像管理所，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董事）
第二場：十月23（日）晚上(免費入場)
放映時間：18:30－20:30
吳汰紝作品《囍》
劉嘉圭的《她的樣子》
座談時間：20: 45 - 21:30
與談人：陳美華（高醫大性別研究所，女性學學會成員）
孫瑞穗（南藝大音像管理所，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董事）
2005年9月20日 星期二
[GAS] 同志空間十年回顧
◎高穎超
同志的公共空間形成不易，需要歷史、社會、文化與政治等因素結合，才能催生同志在公共空間群聚活動的空間共識及集體認同。知名的台北新公園（現已改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高雄愛河、各縣市的中正或中山公園，到近年來同志大遊行時街頭的彩虹身影，皆為如此。
從城市公共空間的觀點來看，「日據時代建立了（新）公園，是『殖民城市的一個紀念性公園』。到了光復以後，變成一個威權城市裡神聖中心區的縫隙。」[1] 由於都市中心區的轉移，同志才得以在被遺忘的公共空間中聚集、部份現身，但以族群認同為名的公園神聖化，以及在特定時空中重大刑案未破時中產階級的治安期望之下，公共空間的「淨化」掃蕩，公權力最容易利用臨檢、宵禁等手段將同志、青少年、婦女等弱勢族群驅離都市（尤其是夜晚）的「公共」（成年、男性的）空間。
民國八六年七月三十日深夜，四、五十位成年公民在台大醫院外的常德街，被集體臨檢。有人的出示證件但拿不回來，有些人則遭受非法拘留於警局、夜間偵訊、強迫拍照存證，並威脅通知家人。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臨檢理由是：「常德街一帶發生竊案」「有人在新公園酗酒」「喧嘩的人群妨礙附近住家安寧」。[2] 警方的過當臨檢，令成年男同志感嘆沒有夜行權，被貶為二等公民。事件史稱「常德街事件」。
無獨有偶，民國八七年四月十三日晚間的高雄愛河畔，高雄實驗樂團門前階梯聊天的兩位同志，遭到警方強行帶回警局，屢遭警方以謾罵譏諷的口吻羞辱，壓完指紋之後強行拍照。並以警方有二十四小時拘留權恐嚇當事人，且惡意對其家人曝光同志身份。
事實上，在「警察職權行使法」（民國九二年）公佈之前，警方執行臨檢並無法律依據。當時警方聲稱援用的「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只有「描述性」臨檢，並非詳細規範臨檢程序的「授權性法律」。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除了現行犯之外，逮捕拘禁原則上應出示押票、拘票或搜索狀，而開立的職權在法院或檢察官，而非警察的一句話：「我要臨檢。」 [3]
王蘋（性別人權協會）指出，「臨檢不一定是法律上的意義，騷擾的成份更大。」新公園、建成公園，台北的corners酒吧（年）、高雄的speed pub（民國九三）、解放生活館（民國九四）等同志消費空間，是檯面上數得出來因每週數次的惡意臨檢而被迫關閉的場所，其他城市的無名空間則難以估計。「警方借『臨檢』之名，對男同志的騷擾行動是歧視。媒體藉『新聞自由』之名，至女、男同性戀酒吧進行偷窺式報導的騷擾也是歧視。」[4] 警方不僅未在同志空間遭到惡意潑漆、噴字、丟雞蛋與砸磚破窗時，挺身盡到人民保母之責，反而成為擾民、掃除異己的打手。南部也傳出官員公開在廣播節目中宣佈「淨化男同志出沒的空間，直到沒有同性戀聚集為止。」 [5]
即使在警察職權行使法施行之後，同志空間也並未受到保障。以去年（民國九三年）一月十七日的農安街轟啪事件為例，若先將藥物使用與人身自由的爭議擱置，於該事件中警方無搜索狀便強行進入第三人不可任意出入的民宅搜索，疑將公權力淨化的範圍，從公共空間越界擴及私人空間。同時，警方於盤查前後禁止同志穿衣、聯絡律師到場，並喝令全場同志只著內褲、抱頭蹲好，在寒冷的小年夜，等待媒體們到場拍攝採訪結束後才得以放行。同志空間治理已經越出治安政策之範圍，而成為公權力、媒體共生結構中，盤根錯節的利害關係下之犧牲品。
同志空間使用權的爭奪，不僅在個人生活據點的層次，更上升到歷史記憶與文化重構。
民國八四年，台北市長陳水扁為實現「市民主義」政見，委託空間規劃者對博愛特區進行改造。「同志空間行動陣線」（簡稱第一次同陣）適時介入，挑明了市府此舉為抹滅同志在新公園活動的事實，要求保存新公園象徵同志歷史的集體記憶和公共空間。在兩個月的持續行動中，同陣以「同志票選十大夢中情人」、「彩虹情人週」、「老同志口述歷史」等活動，深化動員、成功的集體現身，且在媒體上以歡樂代替悲情，讓異性戀社會不得不看見同性戀的情慾主體性。在此行動中，不僅創作出日後許多同運的行動劇碼（repertoire），且搶回了同志空間的使用與歷史詮釋權。 [6]
隨著台灣解嚴後進步、自由的社會風氣開放，以及同志運動及性別教育等社會各界努力，創造同志空間的動力不只來自體制外的民間，也在政府預算中獲得微弱的能見度。民國八九年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長林正修推動、撥款，同志團體以台大城鄉基金會名義承辦的「同志公民運動—台北同玩節」舉辦至今（民國九四年）已有六屆。每年以不同區位（華納威秀、台大體育場、西門町廣場、紅樓廣場等）的園遊會、國際論壇、同志運動會、同志情歌情人票選等方式，成為近年來台北街頭的新地景。
然而，逐年由一百萬縮水成七十萬的活動經費 [7] ，以及民政局長換人之後市府官員支持與否曖昧不明的態度，令同志感到灰心。市議員王世堅、李慶元於審查民政局預算時，發言表示第四屆同玩節的大遊行「極盡惡心之能事」、「教壞囡仔大小」、「傷風敗俗到極點」、「99.9％的絕大多數都是異性戀， 這些極少中的極少數，汙染了多數的空間」，「同性戀是像戀獸癖一樣可以治癒的偏差行為」、「禁止校園成立同志社團」。 [8]
由於政治機會氣氛不佳，民政局官員甚至要求主辦單位於第五屆活動中「低調行事」，以及考量「公民運動」不可或缺的抗議、監督政府性質。因此，原先與第四屆同玩節（民國九二年）一同合辦的「第一屆同志大遊行」，經由同志團體聯盟討論之後，決定第二屆（民國九三年）由民間自行籌辦，讓「喚起公民意識：異議公民‧彩虹城市‧花樣主體‧同治國家」的訴求喊的更無顧慮。從象徵國族與威權，以及學運堡壘的中正紀念堂出發，行經總統府凱達格蘭大道、新公園、常德街、AG健身院舊址、中山堂，終點為西門町紅樓，串連起台灣同志記憶與民主運動的雙重軌跡。
馬英九市長（民國九二年）於第一屆遊行結束時，表示「臺北市作為一個國際級的都市，應該對於不同族群與文化的個體予以尊重，同性戀社群存在並受到尊重是一個都市豐富及多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9] 的話還盈猶在耳；少量同志預算的政績，也讓市長在國際場合得以跟柏林市長渥瑞特（Klaus Wowereit，公開出櫃的男同志）交談，成為突破中共打壓、完成首都外交的大功臣。[10] ——無論是個人漫遊、抑或集體攻陷，台灣酷兒積極佔領都市空間的游擊戰，從屬於夜晚的公園延伸到燦爛耀眼的白天市中心，改寫了空間中原屬族群的組成，也讓都市空間利用獲得新的詮釋。
最後要問的是：台灣有同志空間政策嗎？如果從同志主體思考，可悲的是：有時候政府「看不見同志」比「看見同志」還令人感到舒服。
如果治安計畫、惡意臨檢、不當搜索、都市計畫、刪減預算中，特地將同志當作都市邊緣族群而濫加驅趕、剷除，那麼披上隱身斗篷的同志或許比較好過。唯有在政策中，正視、理解並尊重同志存在於都市已久的歷史事實，並積極悅納、邀請參與空間規劃，如馬市長所謂國際級的都市才可能成真。
---
註釋
[1] 夏鑄九，發言於「誰的治安？誰的人權？——從常德街臨檢事件看同志人權」座談會。整理收錄於1997.10，〈解嚴十年，台北市開始戒嚴？——常德街事件特別報導〉。熱愛雜誌9：28-37。
[2] 聯合報，1997.8.9、8.10第六版。
[3] 薛欽峰（律師），發言於「誰的治安？誰的人權？——從常德街臨檢事件看同志人權」座談會。整理收錄於1997.10，〈解嚴十年，台北市開始戒嚴？——常德街事件特別報導〉。熱愛雜誌9：28-37。
[4] 王蘋發言於1998.9.10「同志法律人權座談會：紀念常德街警察逮捕事件一週年整理」。收錄於魚龍整理，1998.10，熱愛15：162-163。
[5] 喀飛發言於1998.9.10「同志法律人權座談會：紀念常德街警察逮捕事件一週年整理」。收錄於魚龍整理，1998.10，熱愛15：162-163。
[6] 小毛，2002，〈慾望〉。《揚起彩虹旗》，台北：心靈工坊，頁43-49。喀飛，2002，〈同志運動的撒種工作〉。《揚起彩虹旗》，台北：心靈工坊，頁50-59。謝佩娟，1999，《台北新公園同志運動：情慾主體的社會實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7] 這個數字在總預算書中，不過是少到不行的零頭尾數。
[8] 李光儀，2004.12.16，〈同志公民運動預算70萬 差點被刪〉。《聯合報》B2版。
[9]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台灣同志遊行
[10] 鄭學庸，2004.9.20，〈馬英九靠同志 敲開柏林大門〉，《自由時報》。
本文為「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十週年」而寫
十週年研討會，時間：2005.10.15(六)，地點：台大工綜館二樓國際會議廳
轉載請註明出處
同志的公共空間形成不易，需要歷史、社會、文化與政治等因素結合，才能催生同志在公共空間群聚活動的空間共識及集體認同。知名的台北新公園（現已改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高雄愛河、各縣市的中正或中山公園，到近年來同志大遊行時街頭的彩虹身影，皆為如此。從城市公共空間的觀點來看，「日據時代建立了（新）公園，是『殖民城市的一個紀念性公園』。到了光復以後，變成一個威權城市裡神聖中心區的縫隙。」[1] 由於都市中心區的轉移，同志才得以在被遺忘的公共空間中聚集、部份現身，但以族群認同為名的公園神聖化，以及在特定時空中重大刑案未破時中產階級的治安期望之下，公共空間的「淨化」掃蕩，公權力最容易利用臨檢、宵禁等手段將同志、青少年、婦女等弱勢族群驅離都市（尤其是夜晚）的「公共」（成年、男性的）空間。
民國八六年七月三十日深夜，四、五十位成年公民在台大醫院外的常德街，被集體臨檢。有人的出示證件但拿不回來，有些人則遭受非法拘留於警局、夜間偵訊、強迫拍照存證，並威脅通知家人。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臨檢理由是：「常德街一帶發生竊案」「有人在新公園酗酒」「喧嘩的人群妨礙附近住家安寧」。[2] 警方的過當臨檢，令成年男同志感嘆沒有夜行權，被貶為二等公民。事件史稱「常德街事件」。
無獨有偶，民國八七年四月十三日晚間的高雄愛河畔，高雄實驗樂團門前階梯聊天的兩位同志，遭到警方強行帶回警局，屢遭警方以謾罵譏諷的口吻羞辱，壓完指紋之後強行拍照。並以警方有二十四小時拘留權恐嚇當事人，且惡意對其家人曝光同志身份。
事實上，在「警察職權行使法」（民國九二年）公佈之前，警方執行臨檢並無法律依據。當時警方聲稱援用的「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只有「描述性」臨檢，並非詳細規範臨檢程序的「授權性法律」。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除了現行犯之外，逮捕拘禁原則上應出示押票、拘票或搜索狀，而開立的職權在法院或檢察官，而非警察的一句話：「我要臨檢。」 [3]
王蘋（性別人權協會）指出，「臨檢不一定是法律上的意義，騷擾的成份更大。」新公園、建成公園，台北的corners酒吧（年）、高雄的speed pub（民國九三）、解放生活館（民國九四）等同志消費空間，是檯面上數得出來因每週數次的惡意臨檢而被迫關閉的場所，其他城市的無名空間則難以估計。「警方借『臨檢』之名，對男同志的騷擾行動是歧視。媒體藉『新聞自由』之名，至女、男同性戀酒吧進行偷窺式報導的騷擾也是歧視。」[4] 警方不僅未在同志空間遭到惡意潑漆、噴字、丟雞蛋與砸磚破窗時，挺身盡到人民保母之責，反而成為擾民、掃除異己的打手。南部也傳出官員公開在廣播節目中宣佈「淨化男同志出沒的空間，直到沒有同性戀聚集為止。」 [5]
即使在警察職權行使法施行之後，同志空間也並未受到保障。以去年（民國九三年）一月十七日的農安街轟啪事件為例，若先將藥物使用與人身自由的爭議擱置，於該事件中警方無搜索狀便強行進入第三人不可任意出入的民宅搜索，疑將公權力淨化的範圍，從公共空間越界擴及私人空間。同時，警方於盤查前後禁止同志穿衣、聯絡律師到場，並喝令全場同志只著內褲、抱頭蹲好，在寒冷的小年夜，等待媒體們到場拍攝採訪結束後才得以放行。同志空間治理已經越出治安政策之範圍，而成為公權力、媒體共生結構中，盤根錯節的利害關係下之犧牲品。
同志空間使用權的爭奪，不僅在個人生活據點的層次，更上升到歷史記憶與文化重構。
民國八四年，台北市長陳水扁為實現「市民主義」政見，委託空間規劃者對博愛特區進行改造。「同志空間行動陣線」（簡稱第一次同陣）適時介入，挑明了市府此舉為抹滅同志在新公園活動的事實，要求保存新公園象徵同志歷史的集體記憶和公共空間。在兩個月的持續行動中，同陣以「同志票選十大夢中情人」、「彩虹情人週」、「老同志口述歷史」等活動，深化動員、成功的集體現身，且在媒體上以歡樂代替悲情，讓異性戀社會不得不看見同性戀的情慾主體性。在此行動中，不僅創作出日後許多同運的行動劇碼（repertoire），且搶回了同志空間的使用與歷史詮釋權。 [6]
隨著台灣解嚴後進步、自由的社會風氣開放，以及同志運動及性別教育等社會各界努力，創造同志空間的動力不只來自體制外的民間，也在政府預算中獲得微弱的能見度。民國八九年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長林正修推動、撥款，同志團體以台大城鄉基金會名義承辦的「同志公民運動—台北同玩節」舉辦至今（民國九四年）已有六屆。每年以不同區位（華納威秀、台大體育場、西門町廣場、紅樓廣場等）的園遊會、國際論壇、同志運動會、同志情歌情人票選等方式，成為近年來台北街頭的新地景。
然而，逐年由一百萬縮水成七十萬的活動經費 [7] ，以及民政局長換人之後市府官員支持與否曖昧不明的態度，令同志感到灰心。市議員王世堅、李慶元於審查民政局預算時，發言表示第四屆同玩節的大遊行「極盡惡心之能事」、「教壞囡仔大小」、「傷風敗俗到極點」、「99.9％的絕大多數都是異性戀， 這些極少中的極少數，汙染了多數的空間」，「同性戀是像戀獸癖一樣可以治癒的偏差行為」、「禁止校園成立同志社團」。 [8]
由於政治機會氣氛不佳，民政局官員甚至要求主辦單位於第五屆活動中「低調行事」，以及考量「公民運動」不可或缺的抗議、監督政府性質。因此，原先與第四屆同玩節（民國九二年）一同合辦的「第一屆同志大遊行」，經由同志團體聯盟討論之後，決定第二屆（民國九三年）由民間自行籌辦，讓「喚起公民意識：異議公民‧彩虹城市‧花樣主體‧同治國家」的訴求喊的更無顧慮。從象徵國族與威權，以及學運堡壘的中正紀念堂出發，行經總統府凱達格蘭大道、新公園、常德街、AG健身院舊址、中山堂，終點為西門町紅樓，串連起台灣同志記憶與民主運動的雙重軌跡。
馬英九市長（民國九二年）於第一屆遊行結束時，表示「臺北市作為一個國際級的都市，應該對於不同族群與文化的個體予以尊重，同性戀社群存在並受到尊重是一個都市豐富及多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9] 的話還盈猶在耳；少量同志預算的政績，也讓市長在國際場合得以跟柏林市長渥瑞特（Klaus Wowereit，公開出櫃的男同志）交談，成為突破中共打壓、完成首都外交的大功臣。[10] ——無論是個人漫遊、抑或集體攻陷，台灣酷兒積極佔領都市空間的游擊戰，從屬於夜晚的公園延伸到燦爛耀眼的白天市中心，改寫了空間中原屬族群的組成，也讓都市空間利用獲得新的詮釋。
最後要問的是：台灣有同志空間政策嗎？如果從同志主體思考，可悲的是：有時候政府「看不見同志」比「看見同志」還令人感到舒服。
如果治安計畫、惡意臨檢、不當搜索、都市計畫、刪減預算中，特地將同志當作都市邊緣族群而濫加驅趕、剷除，那麼披上隱身斗篷的同志或許比較好過。唯有在政策中，正視、理解並尊重同志存在於都市已久的歷史事實，並積極悅納、邀請參與空間規劃，如馬市長所謂國際級的都市才可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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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夏鑄九，發言於「誰的治安？誰的人權？——從常德街臨檢事件看同志人權」座談會。整理收錄於1997.10，〈解嚴十年，台北市開始戒嚴？——常德街事件特別報導〉。熱愛雜誌9：28-37。
[2] 聯合報，1997.8.9、8.10第六版。
[3] 薛欽峰（律師），發言於「誰的治安？誰的人權？——從常德街臨檢事件看同志人權」座談會。整理收錄於1997.10，〈解嚴十年，台北市開始戒嚴？——常德街事件特別報導〉。熱愛雜誌9：28-37。
[4] 王蘋發言於1998.9.10「同志法律人權座談會：紀念常德街警察逮捕事件一週年整理」。收錄於魚龍整理，1998.10，熱愛15：162-163。
[5] 喀飛發言於1998.9.10「同志法律人權座談會：紀念常德街警察逮捕事件一週年整理」。收錄於魚龍整理，1998.10，熱愛15：162-163。
[6] 小毛，2002，〈慾望〉。《揚起彩虹旗》，台北：心靈工坊，頁43-49。喀飛，2002，〈同志運動的撒種工作〉。《揚起彩虹旗》，台北：心靈工坊，頁50-59。謝佩娟，1999，《台北新公園同志運動：情慾主體的社會實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7] 這個數字在總預算書中，不過是少到不行的零頭尾數。
[8] 李光儀，2004.12.16，〈同志公民運動預算70萬 差點被刪〉。《聯合報》B2版。
[9]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台灣同志遊行
[10] 鄭學庸，2004.9.20，〈馬英九靠同志 敲開柏林大門〉，《自由時報》。
本文為「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十週年」而寫
十週年研討會，時間：2005.10.15(六)，地點：台大工綜館二樓國際會議廳
轉載請註明出處
2005年8月31日 星期三
讓南洋姊妹的夢想不再漂泊 — 一個跨文化協力造屋行動
從民國八十四年高雄縣美濃愛鄉協進會成立「外籍新娘識字班」，到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外籍姊妹成立自主性社團「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姊妹會」，八年崎嶇難行的路走來，我們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勵，著實點滴在心頭。
姊妹會在陪伴南洋姊妹們的過程裡，始終伴隨族群歧視、家務勞動過重、低收入戶、生活適應、二代教養⋯⋯等等問題。我們一方面心疼姊妹們的處境，盡可能轉介資源協助；一方面卻又疲於奔命，耗盡精神在處理個案遭遇。我們發現，許多顯露出來，不得不處理的問題，只是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末端表徵。台灣社會唯有學習尊重多元、關切弱勢，瞭解跟自己不一樣的族群文化，創造更適於弱勢者生存的環境，所有因婚姻移民而生的社會問題才有可能漸漸消弭。
基於對上述移民議題的思考，我們開始推動「南洋婦女社會參與計畫」，透過一連串的培訓課程，協助南洋姊妹成為多元文化和移民人權的種籽教師，到各地國中小、政府部門、NGO⋯..等等需要瞭解東南亞移民議題的機構進行面對面交流，讓台灣中小學教師、公務員、非營利組織這些需要第一線面對／協助南洋婦女的工作人員建立正確友善的態度看待新移民女性。
面對接踵而來的社會責任與組織工作，我們原本狹窄的辦公室空間已漸漸不敷使用，為因應將來更複雜繁複的會務，並且提供南洋姊妹一個娘家作為積極社會參與的後盾，我們決定整修會址所在地一棟廢棄的菸樓，這就是「南洋菸樓整建計畫」開始的緣由。
目前姊妹們正積極進行菸樓修繕的工作，但由於姊妹會的財務長期處於結据狀況，對於菸樓修繕工作所需要資金與物資恐無任何助益；為了順利完成姊妹們的夢想，並且擴大南洋台灣姊妹會的社會連結，我們決定不向政府申請任何補助，只對民間團體或個人募款，並且於修繕期間，不定期安排外地朋友進美濃協助修繕工程。換言之，我們期望透過「募款」及「協力勞動」的過程，擴大連結全國各地關心移民議題的朋友，並增進彼此的認識，也為將來的合作建立基礎。
8/13日及8/27日我們將舉辦菸樓修繕交工活動，9/17日則舉辦募款餐會，在此，歡迎大家報名前來參加。南洋台灣姊妹會需要各位朋友的支持，不管是「出錢」，或者是「出力」都好，請大家跟我們一同打造未來的夢想！
-------------------------------------------------------------
南洋台灣姊妹會 TransAsia Sisters Association
地址：84346 高雄縣美濃鎮龍山街9號
電話：07-6852818 傳真：07-6852817
姊妹會在陪伴南洋姊妹們的過程裡，始終伴隨族群歧視、家務勞動過重、低收入戶、生活適應、二代教養⋯⋯等等問題。我們一方面心疼姊妹們的處境，盡可能轉介資源協助；一方面卻又疲於奔命，耗盡精神在處理個案遭遇。我們發現，許多顯露出來，不得不處理的問題，只是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末端表徵。台灣社會唯有學習尊重多元、關切弱勢，瞭解跟自己不一樣的族群文化，創造更適於弱勢者生存的環境，所有因婚姻移民而生的社會問題才有可能漸漸消弭。
基於對上述移民議題的思考，我們開始推動「南洋婦女社會參與計畫」，透過一連串的培訓課程，協助南洋姊妹成為多元文化和移民人權的種籽教師，到各地國中小、政府部門、NGO⋯..等等需要瞭解東南亞移民議題的機構進行面對面交流，讓台灣中小學教師、公務員、非營利組織這些需要第一線面對／協助南洋婦女的工作人員建立正確友善的態度看待新移民女性。
面對接踵而來的社會責任與組織工作，我們原本狹窄的辦公室空間已漸漸不敷使用，為因應將來更複雜繁複的會務，並且提供南洋姊妹一個娘家作為積極社會參與的後盾，我們決定整修會址所在地一棟廢棄的菸樓，這就是「南洋菸樓整建計畫」開始的緣由。
目前姊妹們正積極進行菸樓修繕的工作，但由於姊妹會的財務長期處於結据狀況，對於菸樓修繕工作所需要資金與物資恐無任何助益；為了順利完成姊妹們的夢想，並且擴大南洋台灣姊妹會的社會連結，我們決定不向政府申請任何補助，只對民間團體或個人募款，並且於修繕期間，不定期安排外地朋友進美濃協助修繕工程。換言之，我們期望透過「募款」及「協力勞動」的過程，擴大連結全國各地關心移民議題的朋友，並增進彼此的認識，也為將來的合作建立基礎。
8/13日及8/27日我們將舉辦菸樓修繕交工活動，9/17日則舉辦募款餐會，在此，歡迎大家報名前來參加。南洋台灣姊妹會需要各位朋友的支持，不管是「出錢」，或者是「出力」都好，請大家跟我們一同打造未來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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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24日 星期五
結黨、愛之手、指南針：田野工作課程心得（下）課堂的主奴調教
四、愉虐者（masochist）的志願享受順服
最後，我想畫蛇添足地多寫一下我自己引爆的權力討論。
「田野工作」這堂課不是必修，甚至不是碩士班的選修，而原來是開成博士班選修。所以對碩士生的我而言，參與課堂是「志願役」，一點也不是「不願役」。那麼，在上課過程中一方面接受嚴苛考驗的同時，一方面又要看到權力運作關係，該如何整合呢？
我認為，這是我有意識地要接受調教（discipline）。以學生身份參與課堂、接受syllubas的我，宛如簽署了「主奴同意書」，願意接受權威者對這一段時間、這一個領域的安排和帶領。而促成這個同意的條件在於，我自己的人生預設：「在進入一個新鮮領域的前階段，最好先接受一位在該領域權威、有經驗人士的帶領，好好的調教一番。『打斷腳跟顛倒勇。』等到痛苦期過了，就可以單飛、自我主宰了。」這是，我為何選擇這堂課以進行「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夫亂其所為。」目的也是為了「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至於在課堂中必然出現的師為主、生為從的權力關係，它不僅是被默許、同意的，這權力關係也同時被挪用、操弄。沒錯，從這一小節的行文應該看得出來，我想用BDSM（Bondage/Domination/Sado-Masochism）關係的澄清，來說明我所享受的權力關係。
實際正規的BDSM並非市面上、俗爛媒體上所報導的任意性虐待。
所謂良善的「主奴關係」必須建立在「安全、神智清楚、知情同意」（safe, sane, consensus）三個原則上。而「主/奴」這個軸線所區分的的二元範疇，代表了「愉虐」行為的施為者，與接受者。然而，D/s軸線卻帶出另一個二元範疇「宰制/受控」（Domination/submission）。可想而知，這兩個軸線將會相互重疊，而劃分出2x2矩陣。其中一組關係便如同市面上理解的：主人是主動、奴則被動接受愉虐。然而，另一組隱含的權力關係其實是：奴有意識地進入這樣的權力關係，而奴才握用宰制權，愉虐的施為者反而退居較為被動的一方。（當然，權力平衡的程度，必須放置回當下的情境與脈絡來看，才看得出差異。）
若將這樣的概念放回課堂權力關係來看，其實會非常有趣：學生看似被動、被決定上課日期、討論程序、隨時會增加的作業份量等等。但如同某老師說的：學生其實有特權犯錯，有特權要老師看作業、給回應，還要「以一敵七」，將研究暫時擱置。 這麼看來，學生經由有意識地運用這樣的從屬關係，卻也不失互為主體地將預設的師生關係轉化成對己有利的協商共識：老師主人有表面權力、但也有義務必須將學生調教的夠好，讓彼此都可以身心虐待中，享受到愉悅。（當然，必須要建立在安全、知情、同意的三個原則之上。）
最後，BDSM與課堂權力關係有一點微妙的共通點就是：「彼此信任。」無論是施為者或是享受者，這樣的宰制關係之所以得以建立，最重要的運作規則是信任。奴將身體（甚至靈魂）交給主，便是相信主會善待她的身體（與靈魂）。而學生對老師的信任也是這樣。像虹靈會在短信裡說：「一轉再轉的研究方向，希望這真的是老師所說研究者的常態啊。 」（2005.6.19）或是同學們願意接受老師的意見，作為探索自己研究議題的明燈之一，這其中其實多少包含了一些扭捏、不舒服、懷疑，但還是願意接受、試試看，便是因為信任，所以願意交託。這是BDSM不為人道的深沈內涵，也是在討論師生關係的二元論述上必須揭露的心理機制。
當然，學生會長大。通常，要成為一個好的主人之前，必須先當一個稱職、甘心樂意的奴，經歷過所有主人會對奴所作的一切調教之後，才會成為一個好的主人。這，也就是為何我在接受調教過程中，也看的到未來的喜樂。
2005年6月23日 星期四
結黨、愛之手、指南針：田野工作課程心得（上）
田野工作（下）學習心得
結黨、愛之手、指南針
如果說，一般研究所課程是按表操課的正規軍；那麼「田野工作」課程的精實，就像特種部隊的天堂路——上路了，即使披荊斬棘，也不能回頭地要全程走完。
上學期期末，我大放厥詞地用「真善美」範疇來體現經典的精妙和震撼；實際下田野後的這學期，我想把田野中的泥土、海水和藥袋帶進心得裡。
一次兩個小時的訪問，已經成為小case了。在這學期裡，我大部份時間以義務役男的訪談和田野為主，較少作文獻、新聞或制度的深挖。從第一次就長達六個小時的訪問、陪伴回憶生命重要場景的過程過後，幾乎每一次訪調回來都是筋疲力盡，又得繼續背著文字債，逼著自己把新養分吐成word檔裡的byte數。但生活的緊湊，讓錄音檔的存積量越來越多，每次想到這點時，都會有烏雲自動在頭頂上形成。
今年從二月到六月，雖然沒很認真，但也完成了一次田野，十二個個案訪談（其中三個已再訪一到兩次）。我跟惠純的感覺有點像：我們享受著受訪者相處的情境。相較起來，回家（或研究室）後的轉謄與分析，才是痛苦的開始。尤其是衝馬祖的那六天，除了撒錢比較令人心痛之外，大部份時間即使出發前的高燒不退、扁桃腺發炎、坐船坐到暈眩、食不下嚥，但整體來說心情是愉悅的。愉悅和興奮的心情，顯現在書寫田野筆記的速度上：每晚從營站或島的其他部份，帶著時時被控管的軍心回到旅館房間，打開小白，放出熟悉不過的iTune音樂（尤其是當時正在搶Billboard冠軍的Mariah Carey），頓時，「呼∼」，覺得在冷氣房裡找回了點自己。偷偷把濕濕黏黏的海風和軍人迷彩暫時關在門外，這裡只有我、我不斷湧出的文字和小白。（雖然很重又有安全疑慮，但帶著熟悉的物品進田野，實在是個好選擇。）把經歷用文字一吐為快的感覺很好！尤其是已經在床上持續寫了五六頁，卻一點也不覺得累。
我是個喜歡跟人互動的人。與世隔絕過久會讓我枯萎，作田野卻讓我重新得力。尤其是在受訪者家裡的房間床上，聽他講了六個小時的多舛家世；在接近訪問的尾聲，對方突然補一句：「我很少遇到一個好朋友，可以聽我談這些。」或是，陪他歸營前，換衣服的軍人冒出一句：「超哥，你能跟我一起回去真好。」這些這些令人捨不得忘記的片段，讓我覺得我不只是個挖人隱私的研究者，而是互為主體的同行夥伴。我們各有各的生命軌跡，恰好因為他的身份和我的研究題目，兩個人在「義務役男」這塊園地裡交會、陪伴了一段時日。彼此信任、坦承地，邀請對方參與自己的生命，這是田野工作之於量性研究法的特殊迷人之處。
接下來，對於其他有興趣從事田野研究的人，我有幾點簡單的建議：
一、結黨營思
「田野工作」課程成員的研究生產，不僅從獲得資料的方法論上就不是書籍象牙塔的閉門造車，包括不斷在「田野—分析」兩端點來回的研究過程中，學術小團體的參與也成為陶鑄趨向精練的研究成果的原動力之一。
也許，部份教授也會將指導學生們固定聚集在一起，定期聚餐、討論。但「田野工作」課程的特殊性在於，參與成員有共同的經典閱讀背景，提供了對話得以可能的平台。除了打破學術界各擁山頭的藩籬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認為讓學術生產的集體性被聚焦出來，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其一，學術成果並非個人的資產，知識的累積也並非個人式英雄主義的攻城掠地得以達成。從蘇格拉底在公眾廣場的攀談發問、孔子與學生們的對話以來，知識的累積和傳承便在於偉大心靈們的交互作用。我們雖可肯定那些盡己之力貢獻的人名，但也必須把握到：知識是屬於人類全體的資產，不該當作特定個人的造神運動的金箔。
其二，知識累積既然無法靠個人而實現，在再生產下一代知識生產者的制度設計上，就應該提供更多集體創作的機會。例如：共同的論文發表課程，次領域的論文寫作協同工作坊，分支領域社群的深耕和對話等。對大多數的碩士生而言，論文書寫歷程大多是孤獨的，談論對象頂多是指導教授、口委、身邊朋友或小貓小狗。如能擴大學術同伴的彼此參與，應能改善台灣社會學界缺乏次領域分支、向核心集中的網絡狀況。
二、別忘書桌邊，愛的推手！
在這學期的田野過程裡，我經歷了許多身體上的不適、疲憊，以及家人身體的意外，而必須負起照護工作。
當我們堂而皇之地反省勞動條件上，雇主忽視受雇者再生產勞動力成本，以及自由經濟中「愛的無酬勞動」的價值，那麼也不應該忽視學術生產本身的勞動現場。
目前研究生的助學金只是聊備一格，四千左右可能還付不了生活費。之所以還能應付生活支出與影印、田野住宿往返經費，只能靠過去積蓄和家裡接濟。「是啊，我們也知道要賺錢。但是光是應付修課和作業就沒時間了，那有時間賺錢？」某同學如是說。即使如此，研究生們還是拼命找助理、兼差的工作，讓自己活下去。而這只是身體健康的情況。若家裡或自己的身體發生問題，連「生產的人肉機器」都失靈了，更不要說沒有制度會保障維持生活所需、復原所需的資源。
碩士論文的學術生產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為有人負擔了維生經濟，有親人提供無酬的愛的勞動，有親友付出無酬的懇談、安慰和支持。在意正言詞的論文發表現場、精美的論文集字裡行間，可能有人家裡有小孩、病人、老人要照顧，有人身體被磨損耗盡，有人在攻讀學位的過程中暴斃、凍死。
學術人的價值不該只有一個「客觀」的產量或產值給予標價；而應該將學術生產現場的再生產條件，納入一併客體化來分析。
三、師傅領進門：見習學術生命
從上研究所開始，我常常問身邊的老師：「怎麼樣作一個學術人？」我所要知道的，不是如何申請公費獎學金、攻讀博士這些。我想知道的是，一個專業的學術人，一天作息如何安排？如何固定為自己安排唸書清單、時間？如何平衡自己的公私領域？如何控制研究進程？如何累積研究材料、整理檔案，應用在研究成果上？作學術人的專業規範為何？如何是行禮得宜的評論對話？
在本學期的課程中，雖然上述的疑問並未一一得到解答 ，但我乍然感覺有點「師徒制」的身教氣氛。老師用過去作研究，以及在學術場合論辯的心得，提供了許多貼近實情的建議。例如：「重複調整研究題目是正常不過的。」在評論他人上「 攻人之惡，勿以太嚴，要思其堪受； 教人之善，勿太高，要使其可從。」若身為被評論者，對方會發問的方式也不脫「釐清問題、重新定位資料與證據、論證、研究貢獻」四個方向。雖然我自覺還沒有把各種招式爐火純青地練進骨子裡，變成反射動作。但是這些指引（guideline）不僅是行走於學術山路中的指南針，這指南針還有護身平安符的心理功能。
體驗新領域時，有人舉著火把壓隊前進是件幸運的福份。謹此感謝。
結黨、愛之手、指南針
如果說，一般研究所課程是按表操課的正規軍；那麼「田野工作」課程的精實，就像特種部隊的天堂路——上路了，即使披荊斬棘，也不能回頭地要全程走完。
上學期期末，我大放厥詞地用「真善美」範疇來體現經典的精妙和震撼；實際下田野後的這學期，我想把田野中的泥土、海水和藥袋帶進心得裡。
一次兩個小時的訪問，已經成為小case了。在這學期裡，我大部份時間以義務役男的訪談和田野為主，較少作文獻、新聞或制度的深挖。從第一次就長達六個小時的訪問、陪伴回憶生命重要場景的過程過後，幾乎每一次訪調回來都是筋疲力盡，又得繼續背著文字債，逼著自己把新養分吐成word檔裡的byte數。但生活的緊湊，讓錄音檔的存積量越來越多，每次想到這點時，都會有烏雲自動在頭頂上形成。
今年從二月到六月，雖然沒很認真，但也完成了一次田野，十二個個案訪談（其中三個已再訪一到兩次）。我跟惠純的感覺有點像：我們享受著受訪者相處的情境。相較起來，回家（或研究室）後的轉謄與分析，才是痛苦的開始。尤其是衝馬祖的那六天，除了撒錢比較令人心痛之外，大部份時間即使出發前的高燒不退、扁桃腺發炎、坐船坐到暈眩、食不下嚥，但整體來說心情是愉悅的。愉悅和興奮的心情，顯現在書寫田野筆記的速度上：每晚從營站或島的其他部份，帶著時時被控管的軍心回到旅館房間，打開小白，放出熟悉不過的iTune音樂（尤其是當時正在搶Billboard冠軍的Mariah Carey），頓時，「呼∼」，覺得在冷氣房裡找回了點自己。偷偷把濕濕黏黏的海風和軍人迷彩暫時關在門外，這裡只有我、我不斷湧出的文字和小白。（雖然很重又有安全疑慮，但帶著熟悉的物品進田野，實在是個好選擇。）把經歷用文字一吐為快的感覺很好！尤其是已經在床上持續寫了五六頁，卻一點也不覺得累。
我是個喜歡跟人互動的人。與世隔絕過久會讓我枯萎，作田野卻讓我重新得力。尤其是在受訪者家裡的房間床上，聽他講了六個小時的多舛家世；在接近訪問的尾聲，對方突然補一句：「我很少遇到一個好朋友，可以聽我談這些。」或是，陪他歸營前，換衣服的軍人冒出一句：「超哥，你能跟我一起回去真好。」這些這些令人捨不得忘記的片段，讓我覺得我不只是個挖人隱私的研究者，而是互為主體的同行夥伴。我們各有各的生命軌跡，恰好因為他的身份和我的研究題目，兩個人在「義務役男」這塊園地裡交會、陪伴了一段時日。彼此信任、坦承地，邀請對方參與自己的生命，這是田野工作之於量性研究法的特殊迷人之處。
接下來，對於其他有興趣從事田野研究的人，我有幾點簡單的建議：
一、結黨營思
「田野工作」課程成員的研究生產，不僅從獲得資料的方法論上就不是書籍象牙塔的閉門造車，包括不斷在「田野—分析」兩端點來回的研究過程中，學術小團體的參與也成為陶鑄趨向精練的研究成果的原動力之一。
也許，部份教授也會將指導學生們固定聚集在一起，定期聚餐、討論。但「田野工作」課程的特殊性在於，參與成員有共同的經典閱讀背景，提供了對話得以可能的平台。除了打破學術界各擁山頭的藩籬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認為讓學術生產的集體性被聚焦出來，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其一，學術成果並非個人的資產，知識的累積也並非個人式英雄主義的攻城掠地得以達成。從蘇格拉底在公眾廣場的攀談發問、孔子與學生們的對話以來，知識的累積和傳承便在於偉大心靈們的交互作用。我們雖可肯定那些盡己之力貢獻的人名，但也必須把握到：知識是屬於人類全體的資產，不該當作特定個人的造神運動的金箔。
其二，知識累積既然無法靠個人而實現，在再生產下一代知識生產者的制度設計上，就應該提供更多集體創作的機會。例如：共同的論文發表課程，次領域的論文寫作協同工作坊，分支領域社群的深耕和對話等。對大多數的碩士生而言，論文書寫歷程大多是孤獨的，談論對象頂多是指導教授、口委、身邊朋友或小貓小狗。如能擴大學術同伴的彼此參與，應能改善台灣社會學界缺乏次領域分支、向核心集中的網絡狀況。
二、別忘書桌邊，愛的推手！
在這學期的田野過程裡，我經歷了許多身體上的不適、疲憊，以及家人身體的意外，而必須負起照護工作。
當我們堂而皇之地反省勞動條件上，雇主忽視受雇者再生產勞動力成本，以及自由經濟中「愛的無酬勞動」的價值，那麼也不應該忽視學術生產本身的勞動現場。
目前研究生的助學金只是聊備一格，四千左右可能還付不了生活費。之所以還能應付生活支出與影印、田野住宿往返經費，只能靠過去積蓄和家裡接濟。「是啊，我們也知道要賺錢。但是光是應付修課和作業就沒時間了，那有時間賺錢？」某同學如是說。即使如此，研究生們還是拼命找助理、兼差的工作，讓自己活下去。而這只是身體健康的情況。若家裡或自己的身體發生問題，連「生產的人肉機器」都失靈了，更不要說沒有制度會保障維持生活所需、復原所需的資源。
碩士論文的學術生產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為有人負擔了維生經濟，有親人提供無酬的愛的勞動，有親友付出無酬的懇談、安慰和支持。在意正言詞的論文發表現場、精美的論文集字裡行間，可能有人家裡有小孩、病人、老人要照顧，有人身體被磨損耗盡，有人在攻讀學位的過程中暴斃、凍死。
學術人的價值不該只有一個「客觀」的產量或產值給予標價；而應該將學術生產現場的再生產條件，納入一併客體化來分析。
三、師傅領進門：見習學術生命
從上研究所開始，我常常問身邊的老師：「怎麼樣作一個學術人？」我所要知道的，不是如何申請公費獎學金、攻讀博士這些。我想知道的是，一個專業的學術人，一天作息如何安排？如何固定為自己安排唸書清單、時間？如何平衡自己的公私領域？如何控制研究進程？如何累積研究材料、整理檔案，應用在研究成果上？作學術人的專業規範為何？如何是行禮得宜的評論對話？
在本學期的課程中，雖然上述的疑問並未一一得到解答 ，但我乍然感覺有點「師徒制」的身教氣氛。老師用過去作研究，以及在學術場合論辯的心得，提供了許多貼近實情的建議。例如：「重複調整研究題目是正常不過的。」在評論他人上「 攻人之惡，勿以太嚴，要思其堪受； 教人之善，勿太高，要使其可從。」若身為被評論者，對方會發問的方式也不脫「釐清問題、重新定位資料與證據、論證、研究貢獻」四個方向。雖然我自覺還沒有把各種招式爐火純青地練進骨子裡，變成反射動作。但是這些指引（guideline）不僅是行走於學術山路中的指南針，這指南針還有護身平安符的心理功能。
體驗新領域時，有人舉著火把壓隊前進是件幸運的福份。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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